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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晟:从一起诬告陷害案谈三点心得体会
发布日期:2018-09-30

前段时间,笔者办理了一起诬告陷害、伪证案。虽然最终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回看整个案件,仍然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案情简介:被害人系某公司员工,其以一份加盖了公司“公章”的证明申请仲裁,要求公司给付其工资。被告人甲系该公司董事长,认为被害人提供的证明上的“公章”系伪造,公司并未向其出具过此证明,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该员工伪造公司印章。被告人乙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主管人事、财务。被告人甲、乙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均称公司仅有一枚印章,并将该印章提供给公安机关鉴定。经鉴定,证明上的印章与公司提供给公安机关的印章并不同一,被害人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后经查,公司还存在另外一枚印章,经鉴定与证明上的印章同一。至此,出现反转,被告人甲涉嫌犯诬告陷害罪,被告人乙涉嫌犯伪证罪。


一、诬告陷害罪、伪证罪均需具备刑法规定的特定目的

首先看诬告陷害罪。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从刑法关于此罪的描述可以看出,此罪属于目的犯,构成此罪除了有捏造事实的行为以外,主观上还需要具备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目的,这是必备的构成要件要素,就像非法占有目的之于诈骗罪一样。被告人甲捏造了事实——隐瞒公司存在另一枚公章,也确实想让该员工受到刑事追究,表面上看符合诬告陷害罪的犯罪构成,公诉机关也按照此逻辑提起了公诉。但是,如此起诉,乃至最后定罪必然需要依据一个前提:即被告人甲明知证明上的公章与另一枚未提交给公安机关的公章同一,从而隐瞒另一枚公章存在的事实。但实际情况是,甲并不明知,也无法推定其明知!因为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甲有足够的理由认定证明上的公章确系伪造。理由如下:1、证明上的落款日期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甲隐瞒的那枚公章根本不在北京,而保管该枚公章的人也未给他人加盖过此类证明;2、该员工称证明系公司总经理向其出具,但甲在报案前向总经理核实过,其称未出具过此证明,经过鉴定,证明上的笔迹与甲、乙、该总经理及其他高管的笔迹均不相同;3、证明上的公章存在着“字压章”的情况,极大可能是先在空白纸上盖章再打印;4、公司的公章使用需要审批,但没有在该证明上使用公章的审批记录。公章鉴定是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专业技术手段来操作的,很难苛求甲通过肉眼就能判断证明上的章与公司的另一枚公章同一。甲在上述四个理由的支撑下,从普通人的一般观念来看,足以认为证明上的公章系伪造,进而报案,虽然有捏造事实的行为,但主观上并不是陷害,而是错告。至于甲隐瞒第二枚公章的动机,试想,谁会愿意将自己私刻公章的事告诉警察呢?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据甲隐瞒了第二枚公章无法认定其具有陷害他人的目的,甲不应当构成诬告陷害罪,而应当属于错告。

再来看伪证罪。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该公司系家族企业,被告人甲、乙具有亲戚关系,公诉机关指控乙犯伪证罪的漏洞如上,不再赘述。


二、辩护人履行职责不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

作为辩护人来讲,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自己最大努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职责应当有一个边界,那就是不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有的案件可能被告人认为自己已经构成了犯罪,但是辩护人认为无罪;有的案件可能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但是辩护人根据在案证据认为应当构成犯罪。此时,如何确定辩护策略?笔者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充分向委托人阐明不同的辩护策略所存在的风险的基础上,让委托人自己来确定辩护策略。这样做不仅是辩护人与被告人之间建立的委托关系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能降低辩护人自身的风险。具体到本案,如前所述,被告人是存在无罪的可能性的,但是被告人是取保候审的状态,如果做无罪辩护,一旦法院不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将肯定被判处实刑。所以,在充分告知委托人风险的前提下,由委托人自行选择进行有罪罪轻辩护。

由被告人作有罪供述,辩护人作无罪辩护,这也是实践中有时会采取的辩护策略。本案之所以没有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无罪的辩点集中在有无“陷害故意”上,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必然会承认有此故意,辩方自相矛盾。这种辩护策略,一般来讲,适用于事实没有争议,但在法律适用上有争议的案件,本案不适宜采取此种策略。

成功的辩护不一定非要做到无罪,而应当是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后,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将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法律对于案件中案外人的合法财物的保护规定过于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

本案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公安机关为了鉴定公章真伪扣押了该公司的公章,鉴定完毕后,公安机关以该公章系证据为由未发还公司,而移送到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检察院仍然以该公章系证据为由未予发还,并作为证据移送法院;审判阶段,经与法官沟通,法官认为应当发还,但是苦于找不到依据,无法贸然发还。


笔者找遍了所有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对于被害人的财物应当查明后及时发还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对于被告人及案外人的合法财物应当如何处理规定得比较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刑诉法解释》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依法处理。此条款是笔者认为最符合案外人合法财物的处理依据的,但是如何“依法处理”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多是在判决生效后再发还涉案财物。从理论上说,笔者认为公检法机关都应当在各自的阶段及时发还。


具体到本案,公章已经经过了鉴定,它作为证据的作用其实已经丧失了,司法机关仍然在案扣押缺少合理性。试想,如果是伪造国家机关或者国企公章的案件,司法机关会一直扣押到判决生效吗?为什么事情落到私企头上就可以呢?一个公章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何其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公司的负责人犯罪了,但是公章并不是公司负责人的,而是属于案外人——公司。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是独立的主体,不及时发还公章不仅仅是影响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公司的合法权益,进而影响了公司其他无辜员工的合法权益!期待立法者对于被告人、案外人的合法财产给予与被害人同等的保护,并能够在立法上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刘靖晟,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团队,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硕士,曾任北京某法院刑庭法官,辞去公职后进入某银行工作,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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