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阅读的论文题目是:动产质押监管责任探究

本文作者:侯卫惠

    内容摘要:近年来,动产质押监管作为融资担保的一种创新方式迅速兴起和发展。但是,近期随着企业融资困难增大,融资人违约情形增多,随之引发了众多的质押监管纠纷案件,在此,笔者结合一案例对监管人监管责任方式的承担作一探究。
    关键词:动产质押监管 监管责任 补充赔偿责任
    一、案情简介
    2008年8月,大连A公司与B银行大连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申请办理两亿元汇票承兑业务,大连A公司以其所有的玉米做动产质押。当时认定这些玉米质物存在,并存储于大连C公司(大连A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为第二大股东)筒仓内,由大连D公司对这些玉米进行质押监管。
    B银行大连分行、大连A公司以及大连D公司三方签署了133号《动产质押监管合同》。据大连A公司向B银行大连分行提供的纸面证明证实:大连C公司筒仓内存有8.9万多吨玉米。有书面证据证明,2009年2月,大连C公司又转给大连A公司一部分玉米。
    2009年2月,大连A公司、B银行大连分行向大连D公司出具加盖大连C公司公章的大连C公司筒仓库存明细表,表内列明货主是大连A公司,玉米结存额上升为9.7万多吨。至2009年2月,大连A公司将133号《动产质押监管合同》下的两亿元贷款全部还清。
    2009年2月,大连A公司与B银行大连分行又签署了新的承兑协议。同日,B银行大连分行、大连A公司与大连D公司签订了新的编号为133-1的《动产质押监管合同》,监管对象为大连A公司名下的9.7万多吨玉米。
    2009年5月,得知大连A公司因挪用农发行专用贷款被专案组查封后,B银行大连分行通知大连D公司“从即日起对质押物不得办理出库”。2009年7月,B银行大连分行拟保全质物以追回出质人大连A公司的欠款和利息,并以借款合同纠纷将大连A公司和大连D公司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诉前保全时,大连C公司及其上级公司作出情况说明,阐明这些库中存粮不属于出质人大连A公司所有。2009年8月,综合授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大连A公司尚有3600多万元欠款没有还,B银行大连分行为其垫付了这笔欠款。
    B银行大连分行认为,上述质物是在大连D公司监管期间灭失的,根据监管合同以及合同法相关规定,大连D公司应对这笔损失负责,要求大连D公司对这笔损失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共计3700多万元进行赔偿。
    一审中,被告大连D公司认为,原告B银行大连分行作为质权人在没有核实质物权属的情况下,向大连D公司出具了虚假证明,导致大连D公司对根本与本案无关的仓储物监管至今。大连A公司与原告又共同出具虚假文件,恶意欺诈、损害国家利益。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质物在监管期内灭失及该灭失是由于大连D公司监管过错导致的。
    为了证实各自的诉求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提供了大量证据。根据B银行大连分行、大连A公司以及大连D公司三方签署的133号《动产质押监管合同》1-5条规定,B银行大连分行与大连A公司向大连D公司签发《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通知大连D公司玉米已经出质,大连D公司向原告及时签发回执确认质物在其占有之下,并已知晓出质这一事实。至此质权设立,大连D公司开始履行监管职能。
    法庭上,B银行大连分行作为原告提供了2008年8月25日至2009年2月12日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回执,2009年3月10日至6月12日,共6份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另外还有货权证明和入库结报单等,用于证明大连A公司已出质、而且已经过大连D公司多次证实的事实。  被告大连D公司也出具了一些证据,包括大连C公司证明2008年2月23日和25日筒仓内不存在大连A公司粮食的证明。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大连D公司未尽监管职责,对大连A公司玉米灭失具有过错,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一审法院采信了大连D公司提供的下述证据,2009年7月1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连C公司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2009年7月13日,大连C公司向法院出具一份证明证实:自2009年7月1日至今,其所属的筒内没有以大连A公司名义存储的任何粮食。2009年11月20日,大连C公司又出具《情况说明》:确认2009年2月23日和2009年2月25日,指定筒仓内货主均没有大连A公司。
    一审第一次开庭时,B银行大连分行撤销了对主债务人大连A公司的起诉。对此,大连D公司认为,这起纠纷本是大连A公司与原告的借款纠纷,原告放弃对主债务人的起诉,把欠款本息当作损失主张权利,从而导致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原告放弃对大连A公司的起诉,显然有共同作假欺诈中储之嫌。
    一审法院认为:大连D公司关于“原告与大连A公司恶意串通、出具虚假凭证骗取大连D公司对不存在的质物进行监管”一节,因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不予支持。
    一审之后,被告大连D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年8月25日,二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法官表示,一审已有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条,二审主要是审清事实。
    庭审中,大连D公司代理律师指出,引发争议的第二轮质押监管协议,操作流程是先由B银行大连分行的两位工作人员审查了质物权属及数量,然后才交由大连D公司监管,因而无论本轮交易质物的有无,银行方面都应当承当相应的责任。B银行大连分行诉讼代理人对两位职员的身份当庭肯定,只是辩称其肉眼无法确认签名的真伪。
    二、案件评析
    针对上述案情简介,笔者认为本案存在两个焦点问题:
    第一、大连D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监管赔偿责任。
    第二、如果大连D公司需要承担监管赔偿责任,则应当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还是补充赔偿责任。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笔者结合了解到的上述案件的信息分述如下:
    (一)大连D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监管赔偿责任
    大连D公司与大连A公司和B银行大连分行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动产质押监管合同》,该合同不属于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质押监管合同属于保管合同还是委托合同尚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动产质押合同》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既然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那么,大连D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当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和协议约定来判定,结合本案应为质权的设立或灭失是否是因为大连D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的。
    首先,根据B银行大连分行、大连A公司以及大连D公司三方签署的133号《动产质押监管合同》1-5条规定,B银行大连分行与大连A公司向大连D公司签发《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通知大连D公司玉米已经出质,大连D公司向原告及时签发回执确认质物在其占有之下,并已知晓出质这一事实。至此质权设立,大连D公司开始履行监管职能。同时,2009年2月,大连A公司、B银行大连分行向大连D公司出具加盖大连C公司公章的大连C公司筒仓库存明细表,表内列明货主是大连A公司,玉米结存额上升为9.7万多吨。结合上述两份证据可知,首先,质权的设立是以B银行大连分行和大连A公司签发《查询与出质通知书》为开始,以大连D公司确认占有质物为终止,也就是说,在质权设立之时,大连D公司仅需要核实涉案质物是否在其自身占有之下,核实的仅是占有这个事实状态,而并非负有义务核实大连A公司是否同意出质及是否确实享有质物的所有权,核实占有的方式,应当是根据B银行大连分行提供的质物的具体信息及相关材料核实质物是否存在及大连C公司是否同意由大连D公司代表银行占有质物。从此点来看,审核货物的所有权并非是大连D公司的合同约定义务。但是,审核是否占有质物却是大连D公司协议项下约定义务,如果是因大连D公司没有或丧失质物占有权而使B银行大连分行的质权受损,则大连D公司当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质权的设立是以出质人向质权人出质质物为前提,监管义务存在的前提是以银行享有质权为前提,如果质物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或者说出质人一开始就虚假出质,那么不管监管人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占有和监管义务,银行作为质权人的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出质人,除非协议约定监管人负有义务协助或代理银行审核出质人是否享有质物所有权。
    二、监管人应当承担第一位的赔偿责任还是补充赔偿责任
    在引入质押监管融资模式的银行授信框架下,一般存在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合同三大类合同。借贷合同项下的融资人根据借贷合同的约定负有合同项下的第一位的还款义务;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人在担保责任约定不清的情形下承担的是第一位的担保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对于银行未清偿的债权,融资人承担的是法定和约定的第一位还款赔偿责任,担保人承担的是法定的第一位的担保赔偿责任。而监管合同则不同,监管人既不是融资人也不是担保人,并不存在法定和约定的第一位赔偿之说,其仅是银行质押担保债权项下的监管人,承担的仅是合同违约赔偿责任,合同违约赔偿是以实际损失为赔偿基础,何为“实际损失”?结合银行授信案件来讲,应是银行在向融资人、担保人进行求偿之后仍剩余的未清偿债权方为银行的实际损失,如该实际损失属于监管责任对应的质权担保的债权范畴,且质权的灭失是由于监管过错造成的,那么,监管人就应当依据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此分析可知,监管人承担的不是第一位的赔偿责任,而是针对银行实际损失的补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B银行大连分行撤销对大连A公司的诉请而仅起诉大连D公司,笔者认为实为不妥,如果审理法官亦认为监管人的责任为补充赔偿责任,则B银行大连分行将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
    综上,对于质押监管这一新兴业务品质来说,目前司法部门尚未针对此新兴业务制定具体的法律规定,因此,为体现依法审判和合同意思自治的法理精神,笔者认为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以合同约定和《合同法》的原则性规定为基础,以期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准确性。
   


发表时间:201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