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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希业:企业应收账款清欠利器——代位权”官司如何打(二)

发布日期:2020-03-16

【按语】在当今经济增长承压的大背景下,众多企业的银行授信贷款申请受限,自身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及时收回欠款成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当务之急。另外,供应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比较普遍,经常出现上游企业资金短缺,引发下游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出现困难。


在普通的企业欠款清收法律服务中,根据基础合同关系(买卖、借款等)提起诉讼或仲裁,待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回款效果往往比较差。


德衡律师集团诉讼争议解决团队主要是通过协助执行应收账款、追究股东等第三人连带责任、代位权诉讼、债权转让、债务抵销与实现担保物权等新策略、新方法实现企业欠款清收,效果显著。

 心得分享 

企业应收账款清欠利器

“代位权”官司如何打(二)


【编者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爆发了一些“连环债”问题,严重地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拖垮了一批批的企业。近几年,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严峻变化,此类的事件又接踵而至。


上期,我们介绍了代位权诉讼制度、代位权诉讼的目的和关键点等内容,本期我们将结合有关案例,就代位权诉讼中遇到的专业问题进行分析。





到期债权的确定




世纪证券有限公司、南昌市人民政府与中房集团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欠款代位权纠纷案((2006)民二终字第188号)。


1991年4月10日,世纪证券公司与中房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为中房公司发行2000万元企业债券,并陆续为中房公司垫付到期债务本息9347万多元。


中房公司系南昌市政府所属公司,南昌市政府拖欠中房公司多项工程款。


后中房公司无力偿还世纪证券公司的欠款,世纪证券公司遂以中房公司怠于行使其对南昌市政府的到期债权为由,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南昌市政府代位清偿欠款,并由中房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关于世纪证券对南昌市政府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是否成立?根据上面的理论,世纪证券公司提交中房公司财务及相关文件显示,中房公司对南昌市政府享有到期债权,中房公司怠于行使该到期债权,损害了世纪证券的利益。其对南昌市政府提起代位权没有问题。


但是,这不代表世纪证券公司能够赢得诉讼,最终结果也证实了世纪证券公司的败局。法院经审查认为,南昌市政府与中房公司之间的经济交往长达20余年,双方互负多笔债务,主要涉及国有土地出让金是否予以补缴、是否存在无偿调拨房产、是否存在经济大楼及其立体车库欠款、收回划拨土地是否应予补偿、是否给予补助等问题。


关于中房公司是否对南昌市政府享有到期债权问题,实质涉及对上述多笔债权债务的认定和相互抵销问题。南昌市政府与中房公司认为,经抵销后,中房公司对南昌市政府并不享有到期债权。


根据世纪证券所举证据进行认定,法院认为,由于中房公司对南昌市政府并无明确的债权金额,故中房公司对南昌市政府是否享有到期债权尚不确定。


由此可见,代位权行使的关键要件(债权确定且到期)缺失,代位权自然就无法行使,法院驳回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判令南昌市政府向其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也就顺理成章了。





债务“恶意串通”的防范




回过头来看,这个案子涉及南昌市政府与中房公司之间多起债权债务结算,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确定债权且已到期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如果是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是举证就会很容易?


其实不然,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务状况对债权人毕竟是秘密,更不用说,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会“恶意串通”拒不承认存在到期债权。在此情况下,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诉讼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这就是代位权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原因。


代位权制度毕竟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直接影响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权益,如果在实践中不能从严掌握,就有可能出现“三角债”的泛滥诉讼,将威胁到合同相对性原则所产生的众多合同制度,造成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损害到交易的安全。这也是此类案件很难获得胜诉的一个原因。


先举一个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涉嫌“恶意串通”的例子,这种案例经常出现在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情形。


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汇金支行(以下简称汇金农行)诉被告张家港市涤纶长丝厂(以下简称涤纶厂)、第三人哈尔滨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工艺品公司)代位权纠纷案。


次债务人涤纶厂与债务人工艺品公司就到期债权达成两份还款协议。一份约定一部分债权还款期限延长10个月,另一份约定另一部分债权以每月10万元偿还计划履行,最长还款时间为8年之久。


在这个案例中想要讲的问题是,工艺品公司与涤纶厂的债权到期后,又与涤纶厂达成延期还款协议,在延期还款期限届满前,汇金农行能否行使代位权?


这个问题学界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要求债权人等到延期还款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才能行使代位权,那么,债务人会借此反复延长还款期限,让债权人的代位权落空,债权人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另一观点则认为,如果不允许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达成延期还款协议,有悖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自由的原则,且在多数情况下,延期还款也是一种积极的补救措施,并非一概对债权人不利。何况,代位权的行使并非随意为之,需有一定限定条件,如债权到期、要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由此一概否定延期还款协议的效力不妥。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既要兼顾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延期还款协议的存在,又要考虑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是否是以逃债为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作出评判。


恶意串通的判断标准,就是以一个善良的正常的债权人的角度所作出的行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签订延期还款协议是否更有利于债务人自身债权的实现,就是说,首先看是否为损人不利己;其次,要看约定的延期还款的期限是否合理;最后,就是要看是否放弃了大额的债权。


就上述案例来说,最终法院的认定是,第一份还款协议,工艺品公司与涤纶厂并没有损害汇金农行的意图,延期还款的期限较为合理,汇金农行也予以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


但第二份还款协议中,工艺品公司同意每月偿还10万元,8年还清,系对自身债权风险的放任,明显损害汇金农行的利益,应当认定延期还款协议无效,不能以该协议约定的还款期满作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即汇金农行可以就第二份还款协议中的金额对涤纶厂提起代位权诉讼。


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涉嫌“恶意串通”的案例,在诉讼过程中也经常发生。


例如,债权人甲银行向次债务人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丙公司向债务人乙公司付清了300万元欠款。这种情况下,丙公司的付款行为是不是让甲银行失去了代位权?


在这种情况下,丙公司向乙公司付款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无效,即法院应该判令甲银行的代位权成立,丙公司应该向甲银行还款。理由是:


首先,丙公司的行为损害了甲银行的利益。法律赋予债权人代位权,实际上就赋予了债权人较债务人以优先受偿权。显然,丙公司的行为让甲银行失去这种优先权。


其次,丙公司既然已经知道甲银行行使代位权,且在胜诉后将可以直接受偿,却故意向乙公司付款,存在逃避诉讼、规避法律的恶意,且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将很难查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实际情况。


最后,如果法院认定丙公司向乙公司履行付款行为有效,将严重挫伤甲银行的代位权诉讼的积极性,纵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恶意配合。甲银行忙活了老半天,将丙公司诉至公堂,对方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甲银行眼皮底下逃之夭夭。既损害了甲银行的利益,也浪费了诉讼资源,与诉讼法的基本原理相悖。


为了防范丙公司向乙公司主动履行还款行为,笔者建议:在此类诉讼中,可以同时申请法院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作诉讼保全,防止债务人向次债务人逼债,或者次债务人径直偿还债务人的欠款,让债权人的债权落空。





债权人与次债务人的调解有限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被告双方都享有和解权或请求法院调解的权利。但在代位权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债权人的和解权、请求调解权则应当有适当限制,以免使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和解或调解往往是在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进行的,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达成常常是权利人放弃部分实体权利所产生的妥协结果,因而行使和解权或请求调解权的人原则上应当是对实体权利享有处分权的主体。


但是,就代位权诉讼而言,既然《合同法》上的债权人的代位权兼具法定债权权能和无因管理的双重特性,因此代位权诉讼的既判力不论胜败皆及于债务人。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必须属守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不得滥用债务人的某些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否则应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债权人原则上只能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而不能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如果允许债权人可以随意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则不仅可能极大地损害债务人的权益,而且会造成对交易秩序的破坏。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原告的和解权、请求调解权应当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债务人未参加诉讼的场合,应当认为债权人不得与次债务人进行和解或与之达成调解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债务人参加了诉讼,那么在债权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三方都同意的条件下,应当认为可以就代位权诉讼进行和解或调解。





债权确定与否,不影响代位权诉讼的提起




实践中,债权人经常遇到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合同项下债权尚未结算,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常常会遭遇次债务人抗辩,理由多是“尚未结算”“数额未确定”“尚需确认”“不属于到期债权”等。在司法实践中,对代位权诉讼中的债务人和次债务人的债权数额是否需要确定,尚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该债权数额必须确定,否则不能提起代位权诉讼。如最高法院审理的中行汕头分行与广发行韶关分行、第三人珠海安然实业公司代位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7号再审判决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 ),法院认为:“债权”不仅指债权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且要求债权的数额亦应当确定。这种确定既可以表现为债务人、次债务人对债权的认可,也可经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加以确认。


再如广西柳州中院审理的(2014)柳市民一终字第992号案件,法院认为:融水县交通局与江西二建均述称该工程没有进行结算、审计,梁太彪、李浩、梁小式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已经完成了工程结算、审计,据此,应当认定融水县交通局与江西二建就上述工程项目没有完成工程结算、审计,因此,融水县交通局、江西二建、李泽有、唐凤成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亦没有确定。梁太彪、李浩、梁小式以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为由诉请融水县交通局支付工程垫资款及其利息等款项461144元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条件。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债权是否确定不影响代位权诉讼的提起。如:在武汉中院审理的(2014)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702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具体数额是否确定,不影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且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具体数额是否确定,不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要件。因为对于债权人来说,很难确切了解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情况,如果要求债权人在了解债务人债权的具体数额之后才能行使代位权,必然导致代位权行使困难,与立法精神相悖。


本案中,钢实星源公司在武钢集团处有未结工程款约600多万元,远高于本案诉讼标的额。在钢实星源公司对武钢集团的债权金额远大于程登勇对钢实星源公司债权金额,足以代为清偿程登勇债权的情况下,具体数额是否确定,不影响程登勇行使代位权。


从实践效果上来看,次债权金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合同订立时并没有明确给付数额,而是约定在某事实成就后,再依据约定的方式来确定数额。虽然约定的事实已经成就,但债务人、次债务人的一方或双方却一直未有效履行确认金额的约定步骤,导致给付金额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一般情况下,当次债务人向债务人给付款项所依据的前提事实已经完成,债务人作为收款方,自然会积极履行或催促次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不过,当债务人负有到期或即将到期债务时,则不排除债务人迟迟不推进,或与次债务人恶意串通,不让次债务人推进对具体金额的确定工作,继而以没有财产可供偿还为由拖欠债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此剥夺债权人的代位权,将放纵债务人故意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时间长、数量多,债务互抵关系复杂,导致次债务人所负债务的具体数额难以查明。这种情况中,次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不一定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且上文已经提到,作为法定抗辩权之一,次债务人向债权人行使抵销权抗辩应当被允许。


但是,由于债权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未介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商事活动,如果司法机关动辄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查明为由,径行作出驳回代位请求的决定,也有不当剥夺债权人应有权益之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具有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符合代位权的其他构成要件,债权人就可以行使代位权,不要求数额必须确定。





诉讼保全与代位权诉讼的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他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价款。”


债务人的A债权人诉讼保全了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后,债务人的B债权人直接代位权诉讼次债务人,这种情况下代位权能否实现?即债务人的不同债权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对次债务人采取了诉讼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优先保护谁的利益?


笔者认为,虽然前者诉讼保全在先,但是其保全措施的法律效力并非要求次债务人向其直接清偿,而是要求次债务人暂不向债务人清偿,所以,次债务人的债权仍然存续,并未被强制判定给A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不因此受到影响。如果在代位权诉讼生效前,申请到期债权保全的A债权人不实际强制执行次债务人,代位权诉讼的B债权人就有可能抢先执行到次债务的到期债权,即法院可以判令次债务人偿还B的债权。


 作者简介 



付希业

高级合伙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邮箱:fuxiye@deheng.com

执行专业委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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