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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波、张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减轻处罚裁判规则研究

发布日期:2020-06-28
江  波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摘  要


近年来,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成为社会热点议题。而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引发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民营企业家面对的高频法律风险之一。该罪在量刑环节主要通过数额划分量刑档次。但完全依赖数额标准论有失量刑公正。在此背景之下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依照数额应当加重处罚但最后判处刑罚在法定量刑档次以下的判例。因此,本文从解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裁判规律着手,探讨该罪刑罚裁量中的减轻处罚情节适用,以期明晰量刑规则,提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规范化、合理化程度。



引  言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2018年度《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显示:“2014-2017年,16个腐败罪名中触犯次数超过100次的高频罪名有8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触犯次数高达209次,其中民营企业家触犯该罪达195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引发的刑事法律责任已经成为了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面对的高频法律风险之一。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裁判模式及适用问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犯罪构成方面存在诸多可能争议之处,过往学术和实务界也关注颇多,但对该罪的量刑问题尤其是量刑规范化适用上却研究偏少。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中有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通过“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划分出了两档法定刑适用空间。具体条文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5条、第386条(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这两档标准又具体细化成了详细的数额区间。综合而言,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受贿数额为6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受贿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即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一个明确清晰的数额标准操作简单,在司法资源极度紧张的现今,很容易被司法审判人员高度依赖,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的核心标准。尤其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司法实践本来就面临着地方关系维护、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歧视等问题。


事实上,刑罚裁量必须综合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才能更好的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判断需要结合时代、政策、营商环境诸多因素做综合性考量方能真正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这些必须要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来综合决定的部分,单纯以数额来一以概之很容易流于程序,失于公平与正义的理性司法精神。


因此有必要通过梳理司法实践案例,探索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减轻处罚情节适用规律,以期真正做到罚当其罪,宽严相济。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步骤

每一个司法判例中刑罚适用的背后都有着严格的刑罚裁量程序。根据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通知》)第二项规定:“量刑时,应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


具体量刑步骤为:“(1)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3)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因此,刑罚裁量的过程需要依靠三个概念即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


三个概念的解释我们可以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8刑初199号判决书为例,被告钟某某原系深圳市上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为公司、企业工作人员,钟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80万元人民币及一个蒋蓉紫砂壶和一块沛纳海手表,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索取或收受贿款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属于法定的“数额巨大”,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其犯罪构成事实及数额情形,其量刑起点为五年以上;钟某某收受财物高达600多万元,其受贿金额远大于100万元,根据犯罪数额,应当在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从重确定基准刑,即此时钟某某基准刑大于五年;在确定基准刑之后,考虑钟某某的法定减轻情节,钟某某虽然没有自动投案,但其主动向办案单位交代了办案单位尚未掌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及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且钟某某在案发后积极退缴全部涉案赃款,可酌情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因此综合钟某某的量刑情节,最后判处钟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的宣告刑。



三、减轻处罚的具体裁判原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由该条规定可见,我国目前的减轻处罚情节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罪刑法定制度。减轻处罚情节只能存在两种情形:


1、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


2、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案件具有特殊情况,经审理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目前并不存在酌定减轻处罚情节,即使是在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形下,也必须经最高院批准,方能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很多司法判例的裁判要旨中看似综合了多个个案情节从而导致了减轻处罚的结果,但必须建立在存在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基础之上。如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赣0123刑初第第42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刘某某作为前县建开发公司在某项目的工作人员,利用经手该地产项目开发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15万元,数额巨大,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量刑环节,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因刘某某有自首情节,且积极退赃。补偿了该项目其他股东损失,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综合全案刘某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对其依法减轻处罚。”如果没有法定减轻情节,刘某某即使退赃退款数额巨大,悔罪表现极其突出,也不能获得在法定刑档位之下量刑的刑罚判决。除非安义县人民法院会基于格外突出的案件事实,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而地方法院上报最高法在法定刑以下复核的案件比例是极其稀少的,在2013年-2015年间,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最高法院审理过的“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仅为11件,其中2件非法拘禁案由结果显示不予核准。在核准法定刑以下量刑的9件案子中,案由也大多集中在走私类、故意伤害、盗窃等方面,仅有的一个贪污案,为前某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孙某某,贪污款项用于村中林地经营,保护当地生态,且案发后将所种树木全部折价赔偿给国有林场,其行为虽不合法,但保护生态且积极悔罪,基于特殊的人情伦理考虑,该案方可以在最高法获得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核准。因此,综合考虑,对于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在面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刑事风险时,为寻求公平正义和自身权利保护,在量刑环节,如果要进行减轻刑罚辩护,其所能寻求的辩护空间完全依赖于是否存在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和与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共同适用的部分酌定量刑情节。



四、非公受贿罪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

刑法中对于减轻处罚情节做出了明确清楚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减轻处罚情节只能适用于该条罪名。如刑法二百四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仅限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适用。又如刑法三百九十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种减轻处罚情节仅限于行贿罪适用。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则条文并没有规定适用该罪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总则中规定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其适用对象是分则的所有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总则中规定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较多,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犯、尚未完全丧失自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又聋又哑或者满人犯罪的、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等。其中结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罪种特点,即主体为公司、企业等非国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部分主体责任能力导致的减轻处罚情节适用可能性不大,如未成年人、老年人、聋哑人等。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行为特点,一旦收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危害了该罪的保护法益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受贿类犯罪的犯罪未完成形态较难认定,即中止犯、预备犯、未遂犯等法定减轻处罚事由适用较少。综合而言,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环节,适用较多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主要是自首、重大立功表现、虽不具有刑法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避免了特别严重后果的发生的以及从犯等。


(一)自首 

1. 自首在职务犯罪中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由此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一般自首要求有两大构成要件:


(1)自动投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又对自动投案的认定情形进行了丰富:“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里的罪行必须是主要犯罪事实。在认定自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根据《意见》规定:“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环节常常出现的数额争议,即行为人对数额进行遮掩或者辩解,结合司法解释,此种情形下,往往不认定为自首。如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通刑二初字第0183号判决书中,被告人李某某在自动投案后,只交代了受贿十万元的犯罪事实,后经司法机关查证,其受贿数额实则达到了八十一万元,因交代犯罪数额明显小于实际受贿数额,因此不构成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不认定为自首。


而关于准自首中“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种罪行”的具体认定,一般而言以罪名区分是否属于不同种罪行。但受贿类犯罪与其他罪种有所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在受贿犯罪中,虽然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


2. 自首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量刑计算规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条的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项第四条的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恶意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等不足以从宽处罚的除外。”


因此,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6)苏1204刑初47号判决书为例,被告人徐某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4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其三年有期徒刑宣告刑的裁判原理为:徐某某受贿款已满40万元,根据相关条文规定,应适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其受贿数额正好为40万元,因此基准刑可以为五年有期徒刑。量刑情节方面徐某某构成自首,且综合全案情节,可减轻处罚。按照《意见》中的自首刑罚量加减规则,其五年的有期徒刑基准刑减去40%的刑罚量,即5X12X(100%-40%)=36,最后,徐某某的宣告刑应为36个月有期徒刑即有期徒刑三年。


(二)重大立功表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条文规定,只有有“重大立功表现”才能够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前款所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


重大立功表现的刑罚量裁减规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重大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按照《意见》中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的刑罚量裁减规则,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川01刑终737号判决书为例,被告人陈某某利用其担任恒大地产成都公司营销部副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为其他多家与恒大地产成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快速回收业务款等提供便利,收受来往回扣共计154.02万元及劳力士手表一只(价值63990元),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及并处没收财产二十万元。其宣告刑的裁判规则为:由于其受贿金额大于40万元,其量刑起点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其具体的受贿数额为154万元及劳力士手表一只(价值63990元),其基准刑应当大于五年以上,在五到七年之间。被告人陈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因此假设其基准刑为7年,其宣告刑的范围应为42个月至67个月之间,即三年五个月至五年五个月之间。在此范围之内综合考虑全案中陈某某犯罪情节所体现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最后陈某某的宣告刑为五年三个月。


(三)从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受贿类犯罪的共犯认定相较于其他罪种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往往出现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索取贿款或者收受贿款,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有关行为人罪名的认定为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存在一定的争议。其认定标准应该是仔细把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体而言,如果利用的职务上的便利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的便利,即公权力下的权钱交易,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利用的职务便利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即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同犯罪。 


而有关从犯情节对于刑罚量的加减影响。根据《意见》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减少基准刑的20%一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钟刑初字第230号判决中规定:“被告人沈某某、薛某某、吴某某等人利用其系某科技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单独及共同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部分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沈某某、薛某某是主犯;吴某某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吴某某受贿数额认定为14万元,在案发后已经退回,即存在退赃情节。其数额方面属于数额较大,量刑起点为五年以下,加之从犯情节,其量刑幅度为5X12X(100%-20%)=48个月至5X12X(100%-50%)=30个月之间,即以最高五年有期徒刑为量刑起点,其量刑幅度为两年半至四年有期徒刑之间。最后吴某某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属于罪责刑相适应。


“虽不构成自首,但因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是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该情节对于如何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危害结果发生”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从《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作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以来,裁判文书网上目前也没有适用该条减轻处罚的案例,基本上是将如实供述作为一个从轻处罚的情节适用。



五、从宽处罚情节

如前所述,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环节中,往往行为人具有自首、从犯等情节,也需要综合全案考虑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因此即使行为人存在上述法定减轻情节,其能够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身危险性降低的情节越多,其争取减轻处罚的可能性就越大。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落实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规定对于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实体和程序上进行从宽。《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应当于法有据;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和量刑;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免予刑事处罚。”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能够发挥减轻处罚的作用。在适用过程中,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下的行为人可以在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基础上,在该减轻法定刑量刑幅度内,进一步从轻量刑。


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非公受贿犯罪适用中还存在漏洞。《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被害方谅解,是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司法实践中负责非公受贿罪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往往选择任职单位沟通及出具被害人谅解函。但事实上非公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单位并不是该罪刑法意义上的受害人。因此由单位出具被害人谅解函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条件及非公受贿罪的立法保护目的。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外,相关司法解释中还明确规定了诸多酌定量刑情节。以上酌定量刑情节可与法定量刑情节共同适用,为行为人争取罚当其罪的判罚。结合非公受贿罪的罪种特点,在不构成认罪认罚从宽的情形下,量刑环节中高频适用的量刑情节主要包括退赃、自愿认罪认罚与谅解悔罪等。


贿赂类犯罪作为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犯罪动机的一类刑事犯罪。基于退赃退赔与谅解悔罪在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作用和意义,退赃、退赔必然是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退赃退赔的刑罚裁量影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司法意见第三项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中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因此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人其退赃、退款和争取被害人谅解的行为虽然不能作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单独适用,但在自首、从犯等量刑情节是作为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的依据考量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行为人应当尽量在案后通过退赃、退款等行为,表明其社会危险性的降低,体现其主观悔罪态度,从而争取宽大处理。



结  语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面临比较复杂现实的审判环境。明晰该罪的量刑裁判规则,综合评价行为人的量刑情节,能够有效增强量刑公正性,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念,又实现了理性司法精神,结合非公受贿罪多数犯罪主体为民营企业家的罪种特点,该罪的量刑规范化还将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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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  波

江波博士,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博士,擅长公司金融、公司并购和重大民商诉讼与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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