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阅读的论文题目是:扩大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律师辩护权的思考

本文作者:栾少湖、劳谦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进步,特别是新宪法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的进一步明确,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凸显出了许多不足,特别是律师在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的辩护权尤为欠缺,亟待做出相应的调整。本文着重从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一点建议。
主 题 词:辩护权   知悉权   在场权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程序的科学性,扩充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加强了程序的民主性,应该说总体上其基本框架和结构是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的,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进步,特别是新宪法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的进一步明确,该法也凸显出了许多不足,特别是律师在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的辩护权尤为欠缺,亟待做出相应的调整。现仅就扩大律师在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的辩护权提出一些想法。
一、扩大律师在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辩护权的范围
律师的辩护权主要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我权利保护的救济和需求,因此扩大律师的辩护权应该以此为基础。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规定的并不完善,与各国在修订或重新制定宪法、刑事诉讼立法时,在刑事强制措施中不断加大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相比,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认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该在以下方面予以加强:
1、刑事强制措施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知情权,自立案、被侦查机关找到时开始,犯罪嫌疑人应当知道自己涉嫌的罪名、侦查人员的身份、讯问地点等信息;在接受讯问时犯罪嫌疑人享有要求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有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利,司法机关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连续拘传形成的变相羁押,有提出异议和控告的权利;在接受讯问过程中中有合理休息的权利;如果被取保候审,保证金的交纳数额和程序应该有明确合理的规定;有在羁押场所享有的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医疗健康权(包括疾病能够得到及时医治、参与锻炼、娱乐等等),知悉新闻时势权,需要劳动的还应考虑到有关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劳动保障保护权;在各个阶段对于侵犯人身、财产、精神权利的行为的控告申诉权等等。
2、侦查措施方面:立案需要通知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鉴定、搜查、扣押、冻结的信息结果应该及时告之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的应用应限定在不得自证其罪原则框架之内,这阶段造成人身、财产、精神的损害应该有得到补偿的权利,对鉴定结果、证据以及各种侦查措施可以提出异议、复查等。
这些权利都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但是他们可能会由于人身受到限制或者专业知识的缺乏而无法得到或行使,那么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完全可以代其申请,帮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明确律师在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的辩护权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 但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只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虽然该法第35条和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有关案卷材料,与犯罪涉嫌者会见和通信,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为犯罪涉嫌者辩护。但是,行使这辩护权只是在审查起诉时起,而在之前的侦查阶段,律师没有实质意义的辩护权,只有一般事务的代理权。由于法律规定和现实执行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在这一阶段处境尴尬,出现一系列问题,甚至产生危及律师个人的风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有权获得律师帮助辩护权,这是其自行辩护权的必然延伸和补充,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国家立法认可。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中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接受律师帮助自己辩护的权利。”英国《法官规则》序言声明:“……任何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应该能够与律师联系,并且同律师秘密面谈。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羁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4条规定:“当预审法官讯问被告人时,应通知他有权从当律师界记入名单的律师或实习律师或从初级律师中选择自己的辩护人”。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也规定,被告人可以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选定辩护人,帮助其辩护。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以及律师的辩护权。我们认为,应当将辩护权扩大化,扩大至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律师应享有完全的辩护权。一旦出现错误追究,也可以使侦查机关及早听到律师的声音,以及时纠正错误,减少当事人的损失,维护司法尊严。同时加强国家机关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师的辩护权利的保障,保证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得以行使辩护权。
明确律师的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使律师的辩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使律师能够实现在刑事诉讼中真正有所作为,推动刑事诉讼的良好运行,使之更加完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中律师辩护权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96条2款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受到诸多限制和刁难,一是以涉密为由不批准律师会见; 二是不在法定的48小时到5日内安排会见;三是限定会见时间、内容和次数,有的侦查机关甚至禁止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四是禁止记录或者以视听器材监视。这极大限制了律师应有的权利,增加了律师辩护的难度,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是极为不利的。
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之间必须建立起特殊的信任关系,这样他才愿意把整个案件的情况较为完整地告诉律师,否则就有可能会使律师失去调查取证的时间与机会,也就有可能会损害到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并有效了解有关情况,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会见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有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目前的国际刑法界,律师的此项权利已经是得到了非常普遍的认可。《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一切个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内”。各国的国内法对此也都有详细的规定,如在德国刑事诉讼中,“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2句话,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之前,必须被告知有权同辩护人商议。如果他希望如此,讯问必须停止,讯问人有义务尽合理努力帮助嫌疑人确定辩护人。如果没有遵守这些规则,犯罪嫌疑人随后做出的陈述在其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德国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不仅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第1款的规定在任何阶段都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而且必须保障他在第一次被讯问之前充分行使与其辩护人商议的权利,而且作为承担多数辩护任务的律师而言,他与被指控人会见的权利无疑也是被充分保障的。再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第1款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第39条第1款规定:“身体受到拘束的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与辩护人或者受可以选任辩护人的人委托而将成为辩护人的人会见,或者授受文书或物品”不仅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即可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且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会见不受其他人在场的监视,以充分保护他们之间的会谈不会受到影响。
对此,新刑诉法应当废止涉密案件要经批准和办案人员在场权的规定,应明确“律师要求会见时,办案机关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安排,否则,律师可径直会见犯罪嫌疑人。在会见中,办案人员只能看得见但听不见,让律师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2、完善律师的取保候审权。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可能被判处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在押犯罪涉嫌者,可以申请取保候审。 该法第96条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两院一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取保候审的条件和对象作了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对多数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代为申请取保候审时,办案机关没有依照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应当在七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复”的规定办理,经常是既无结果,也不答复。
对此,新刑诉法应该对取保候审的条件和对象法律上应当明确: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对于没有妨碍诉讼活动情形,符合取保条件的,律师代为申请时,应当准予取保候审。对于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办案机关要予以答复,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如果对答复意见不服的可以再申请复议。
3、保障律师的超期羁押解除权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律师“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对超期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但实践中办案人员对律师的申请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致使法律赋予律师的这超期羁押异议权流于形式。而且这种情形在近几年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对此问题加大了监管力度,但收效并不尽如人意。
对此,新刑诉法条文应规定“对于律师行使超期羁押解除权时,应当由法庭审查,如果这异议成立的,应当依法变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不采纳律师的异议时,应该首先给予书面答复,并应准以进入上诉司法程序审理。经查确系超期羁押的,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4、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
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例如美国自联邦最高法院从1966年确立了著名的 “米兰达规则”以来,侦查机关在向犯罪嫌疑人讯问之前必须告诉他有权利在讯问前委托律师,并有权在接受讯问时要求律师在场。否则,经过讯问所得到的证词就不能作为证据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即使被公诉人作为证据出示也可以被推翻。英国法律也规定,警察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后,必须将其带到警察局才能讯问。在讯问前,除了要告知他有沉默权外,还必须要告诉他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聘请律师,则警察的讯问必须等到律师到场后才能进行。
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中侦控机关太过强大,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明显不及英美法系,在实践中,往往是律师被安排会见被告人时,犯罪嫌疑人已经数次被录了口供。而这些口供有些就是在刑讯逼供或者指供、诱供的情况下形成的。虽然犯罪嫌疑人向律师说明这种情况,但苦于没有证据证实,律师也无可奈何。新刑诉法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相关规定,设定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以保证口供的真实性。
5、侦查措施中的律师知悉权问题。
    在侦查强制措施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地位,其合法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在实践中运用的某些侦查手段,如人身检查、搜查、扣押等,以及一些特殊侦查措施,如跟踪、监视、监听、偷拍等,很容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我国法律在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目前还只是空白。
鉴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相对于国家权力的弱势地位,可以考虑在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侦查措施时赋予律师知悉权。律师可以就侦查手段和措施是否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及是否履行了严格的程序来维护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不合理的行为有权提起异议。如律师发现侦查机关有无证搜查的或者无证逮捕等违反程序法的侦查行为,律师有权利代表犯罪嫌疑人向办案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控诉。并且法律对此也应该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这需要侦查机关予以充分的配合,如果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措施应通知而没有通知律师的话,应对此承担责任。并且还应当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约束非法的侦查行为。律师在获得知悉权的同时应该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能将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明示或暗示给犯罪嫌疑人,不能以任何形式妨害侦查机关的工作,并应对律师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如果有证据表明律师有违反义务的行为则应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
赋予律师知悉权应当考虑到和侦查权的制衡,考虑到是否会妨害刑事诉讼的进行,因此应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在时间范围上应该是在侦查初期要严格些,采取强制措施后可宽泛些,或者是以事后知悉的形式作出。如果对律师监督限制不够,容易使犯罪嫌疑人在律师的帮助下产生串供、隐匿、毁灭证据等问题从而不利于侦查机关的工作。赋予律师知悉权应建立在侦查机关能力非常强大,律师道德素质得到很大提高的法律环境中。
6、在勘验、扣押、搜查、人身检查等侦查措施中赋予律师在场权。
在勘验、扣押、搜查、人身检查这些侦查措施中,对象为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痕迹等,客观性较强,不会因为公开侦查结果后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证据内容发生改变,因而许多国家均允许在勘验、扣押、搜查、人身检查时律师有权在场。如意大利法律规定,当警察进行搜查、扣押、查封等行为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出席和参加。辩护律师参与搜查、扣押、查封等侦查活动,既可以防止非法取证等行为的发生,又可以增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力,平衡辩控双方的力量。如果只有侦控机关参加,由于其追诉立场的限制,侦查机关注意到的将主要是不利于辩方的控诉证据。同时,因为犯罪现场、物品、痕迹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等到律师来取证的时候,有价值的证据可能已经消失。相反,如果赋予律师在场权,则使有利证据和不利证据同时能够得到注意,既有利于控辩平衡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
7、特殊侦查措施中律师的辩护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高技术型犯罪、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大量出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侦查已经成为了现代刑事侦查的客观要求。监听、跟踪、偷拍、监视等对重大、复杂案件的侦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会对涉嫌者的个人隐私及其他利益构成极大的侵害。因此立法上应该严格限制此类措施的应用范围和程序。律师在这些措施中也应被赋予一定的权利来对抗强大的侦控机关,如律师应有权对此类手段得到的信息提起异议,对非法措施取得的证据有请求排除的权利,同时对通过特殊侦查措施得到的信息律师也应享有使用权。各国在立法中也都有相应的规定,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窃听结束后,应立即通知当事人和辩护人在法定期限内审查有关文书和录音”“如果窃听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之外进行的或者未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所获得的材料不得加以使用”“辩护人可以得到窃听的副本,并要求转录磁带上的录音”。由此可见律师在特殊侦查措施中的辩护权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普遍的。
8、律师对羁押场所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权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律师时常听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反映,他们被强迫做过度的劳动。身体不适或者生病时,得不到及时和正常的医治。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条件都不能保障,如吃不饱饭,甚至没有足够的饮用水。新刑诉法应当赋予律师向羁押场所的主管部门提出异议和控告的权利,以使主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限定羁押场所立即改正。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时基本上处于一种并不平等的地位,并且当辩护律师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根本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由于律师辩护的效果将可能会影响到案件审判的结果,也就会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所以不论从保护辩护律师自身权利出发还是从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出发,加强对辩护律师制度的建设以及辩护律师权利的保护都是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想让律师刑事辩护业务得到健康发展,以促进公民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的保护,除了每个执业律师及律师组织的自身努力外,相关司法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和保障,否则,必将会严重影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发展,并最终损害公民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人身权利。因此,我们希望在此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过程中能够就上述问题引发足够的重视。


发表时间:200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