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阅读的论文题目是:罪与罚:诉讼诈骗的刑法规制

本文作者:栾少湖、徐红亮

    内容摘要:诉讼诈骗愈演愈烈,对公司、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及司法秩序均产生极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然而,关于诉讼诈骗如何定性,现行的立法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更是五花八门。对诉讼诈骗进行客观分析,立足于实践,融合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在刑法修订时增设诉讼诈骗罪,以刑事立法的手段规制诉讼诈骗将极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诉讼诈骗 刑法规制 司法秩序
   
    近日,一桩扑朔迷离的欠款纠纷案引起笔者对诉讼诈骗的刑法规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2006年11月17日,蔡某受其父亲指使从赵某处收取款项23.2万元,并按蔡父的指示将该款存入蔡父在工商银行的账户,蔡某向赵某出具字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赵某人民币23.2万元 蔡某 2006年11月17日”。当天,赵某因急需钱,蔡父便让蔡某从蔡父的账户上提取现金20万元交给赵某的丈夫周某,蔡某与周某一起将20万元现金存入周某的个人账户,但蔡某未将其出据的字据收回或变更。2007年,蔡父和赵某去世。2008年4月12日,周某及其子周小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蔡某偿还其借款23.2万元,并按照年息8%支付借款利息。法院受理此案后,按照周某提供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通知蔡某未果后,进行了公告送达。2008年10月27日,法院缺席审理本案,庭审中,周某提供字据和公证书各一份,字据显示“今收到赵某人民币23.2万元,借期一年,利息8%。 蔡某 2006年11月17日”;公证书证明周某和周小某系赵某合法的继承人。经审理,法院对借款事实及利息的约定均予以确认。2008年12月7日,法院依法判决蔡某向周某、周小某偿付人民币23.2万元及利息1.8256万元。法院对判决进行了公告送达,直至2009年5月,执行法官找到蔡某时,蔡某才知道自己已经败诉,且成为了被申请执行人。倍感蹊跷之余,蔡某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并申请司法机关对周某提供的字据中“借期一年,利息8%”是否为蔡某所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此案令笔者想起尘埃落定的“乔红霞涉嫌诈骗案”,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或者其他方式,恶意利用法院的诉讼程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案例并不少见。但最终受到刑法制裁的却是凤毛麟角,且认定罪名也千秋各异。诉讼诈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哪几种形式?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如何通过刑法予以规制?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以期对立法、司法及律师工作有所裨益。
    一、界定:诉讼诈骗及表现形式
    (一)诉讼诈骗的解释
    所谓诉讼诈骗,按照刑法学界的通说,是指行为人将被害人作为被告人而向法院提起虚假的诉讼,使法院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进而获得胜诉判决,使被害人交付财产或者由法院通过强制执行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人所有[1]。 然而,笔者并不认同这一概念,因为诉讼诈骗不仅仅包括行为人通过诉讼增加自己的财产,还应当包括通过诉讼减少自己的债务,如借助法院的民事诉讼使本应承担的债务通过诉讼活动而不予认定或者不完全认定等。也就是说,通过民事诉讼,恶意逃避合法债务的行为也属于诉讼诈骗。因此,诉讼欺诈应当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通过作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或者恶意串通等方式,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上不法利益的行为。
    (二)诉讼诈骗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见诸报端的诉讼诈骗案例不胜枚举:在欠款纠纷中,伪造借据,通过司法程序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在执行过程中,通过虚假诉讼,规避法院的执行;在离婚诉讼中,虚构债务,多分夫妻共同财产;在企业经营中,通过虚假借贷转移企业财产,规避破产风险等。在形形色色的诉讼诈骗案例中,行为人的手段也各有千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行为人故意伪造、编造证据(如借据、还债协议、债务担保协议、债务清偿证明等),借助法院的诉讼程序,骗取他人财物。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诉讼诈骗行为,也是最为典型的诉讼诈骗,司法实践中出现比率较高。本文提到的周某涉嫌将蔡某出具的收条增加内容后使之符合借条的特征,据以提起诉讼并企图获取不法利益,便属于此种形式的诉讼诈骗。
    2、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错误或失误,以被害人已经履行完毕的债务文书为凭据,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如借款人已经归还了借款,但由于遗忘或出于对出借人的信赖,没有索回或销毁借款凭证,致使欠款虽已偿还但借款凭证仍保留在出借人手中的情况。2008年9月13日,家住江苏省徐州市的刘某向吴某借款3万元,借条中明确约定借期两个月,未约定利息。借款到期后,刘某到吴某的办公室将3万元还给吴某,但吴某称借条被其妻子锁在抽屉中,但其妻子出差在外。刘某也未在意,未要求吴某出具任何书面凭证。2009年2月3日,吴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偿还借款3万元,证据便是刘某书写的借条一份,刘某因无证据证明借款已偿还,因而败诉。目前,本案正在二审诉讼中。
    3、因欠债被告上法庭后采取编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阻碍执行等手段,达到摆脱债务或减少债务的目的。浙江省玉环县有一对夫妻周某、叶某,因为部分债务没有履行,其所有的两座房屋被法院裁定拍卖,于是二人“组织”大量“原告”起诉自己,以逃避承担债务。据报道,以周某为被告、叶某为被告以及以两人为共同被告的案件合计53 起,总金额533 万余元。经调查,法院发现该起案件竟然是被告自己告自己,目的在于转移即将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房产。
    4、行为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歪曲事实,导致法官错误裁判,间接地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与证人、鉴定人或勘验人恶意串通,使之作出虚假的证明、鉴定或勘验结论;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恶意串通,致使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与法官串通,由法官枉法裁判,侵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与部分共同被告勾结,欺诈其他共同被告;与被告串谋,诈骗案外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有学者认为通过恶意诉讼以认定驰名商标的行为也应属于诉讼诈骗,笔者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事实上,通过恶意诉讼来认定驰名商标的行为没有直接侵害某个具体的单位或自然人的财产权益,而只是利用法院的诉讼程序实现其他目的,且目的有可能是正当的,有别于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属于滥用诉权或者恶意诉讼,不能归类于诉讼诈骗。
    二、争论:诉讼诈骗的性质
    (一)国外诉讼诈骗定性之例举
    德国《刑法》第263条(诈骗罪)第1款规定:“意图使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财产利益,以欺诈、歪曲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他人陷入错误之中,因而损害其财产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2]。”德国的立法中对诉讼诈骗行为的处理均是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意大利《刑法》第374条规定:“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以欺骗正在进行调查或司法实验的法官为目的,有意改变有关地点、物品或人身的状况的,或者鉴定人在进行鉴定时做出上述改变的,如果行为不被特别的法律条款规定为犯罪,处以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该条所规定的罪名直接定为诉讼欺诈,即诉讼诈骗行为在意大利刑法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从上述国家可以看出,有的国家针对诉讼诈骗行为制定专门的罪名,如意大利;有的国家的刑法条文中并未涉及诉讼诈骗行为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则以一个既存的罪名来认定诉讼诈骗行为,如德国。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关于诉讼诈骗如何定性存在不同的立法例。
    (二)国内诉讼诈骗的定性之争
    关于诉讼诈骗的性质,国内理论界并无统一见解。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3]。但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备威胁、要挟或者恐吓等积极的侵害行为;而诉讼欺诈中行为人所实施的是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无论是被害人还是法院都没有受到行为人的恐吓,因此缺乏“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产”的要素。也有人认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诉讼诈骗行为应认定为无罪[4]。该观点看似维护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很难解释刑法对侵犯财产权的诈骗行为进行制裁,而放纵侵犯财产权和司法秩序双重客体的诈骗行为这一悖论,表面上维护了刑法之精神,实则放纵了危害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还有人认为诉讼诈骗应当构成诈骗罪[5],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仅仅是在诉讼诈骗罪确立之前,可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理由下文详述。
    争论中, 2002 年9 月2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作出了《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称《答复》),其中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在这一过程中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 2006 年4 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伪造证据通过诉讼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对上述意见予以肯定。《答复》在内容上避重就轻,且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已招致理论界的口诛笔伐,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诉讼诈骗行为逍遥法外。
    笔者认为:刑法未经修订之前,完全可以依照诈骗罪定罪。因为在诈骗罪中诈骗罪客观方面的本质特征在于骗,即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来占有他人的财物。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多样,行为人只要基于使行为相对人产生错误的认识的目的,实施了蓄意编造、无中生有、夸大其辞或是掩盖了事实真相的行为,无论行为通过何种方式和手段,都不影响其诈骗的性质。在诉讼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或者恶意串通,向法院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显然属于骗的行为。无论骗的外在表现如何,只要是一切足以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均属于诈骗行为。关于特殊罪名未定之前,依照普通罪名定罪处罚并不为刑法所禁止,如保险诈骗罪确立之前,对保险诈骗行为完全可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建议:刑法增设诉讼诈骗罪
    由于诉讼诈骗行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幌子,带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因此,极其容易导致法院错误裁决,而且诉讼诈骗严重侵害了他人、集体或者国家的财产权,扰乱司法秩序。更难以想象的是,诉讼诈骗使法院变成非法交易甚至刑事犯罪的场所,极大降低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因此,应当通过刑法予以规制。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刑事制裁应以两个原则来确定其界限,其一,危害行为应当有相当严重程度的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6]。鉴于此,笔者建议修订刑法,增设诉讼诈骗罪。
    (一)诉讼诈骗罪的归类
    诉讼诈骗罪应当归类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一章,而不应置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妨害司法罪一节中。这种立法设置并不是否认诉讼诈骗行为对司法秩序的侵害,而是说诉讼诈骗所指向的目的行为更应当侧重保护,即合法财产权。刑法分则中许多罪名都是侵犯双重客体,放置于哪一个章节,就说明对刑法保护的何种权益予以侧重。我国刑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合同诈骗罪同时也是侵害公、私财产权的行为, 但是我国刑法没有将其放在侵犯财产罪中,而是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对比诉讼诈骗行为侵犯的双重客体,诉讼诈骗罪应置于侵犯财产罪一章为宜。
    (二)诉讼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诉讼欺诈罪的主体,诉讼诈骗罪的主体应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自然人要求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诉讼诈骗的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多是原告,但并不限于原告,也有可能是指使或协助原告起诉书的第三人,还有可能是恶意串通或恶意反诉的被告。至于司法人员与行为人恶意串通,能否构成本罪,应当依照刑法规定具体认定。
    2、诉讼欺诈罪的客体,诉讼欺诈罪所侵犯的客体应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财物、财产性权益和非财产性权益),同时本罪也侵犯了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
    3、诉讼欺诈罪的主观方面。从诈骗行为诉讼欺诈的欺诈行为的故意性决定了本罪在主观上必须由故意构成,且以获得非法利益为目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诉讼欺诈行为基于何种目的并不影响本罪的定性。如果行为人出于过失的,则不够成本罪。
    4、诉讼欺诈罪的客观方面。诉讼欺诈罪的客观方面应当是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证据、恶意串通等方式欺骗法院,诉讼欺诈必须以诉讼为依托,必须实施了诉讼中的欺诈行为,并借助国家的生效判决达到侵害案外人权利的目的。如果没有利用诉讼程序为欺诈行为,无论如何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或者伪造证据都不构成诉讼诈骗罪,如触犯刑法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三)诉讼诈骗的条文设计
    具体到刑法条文设计中,应采用叙明罪状作如下表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恶意串通或其他行为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获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结 语
    立法空白导致的惩罚不力,更助长了诉讼诈骗的蔓延。贝卡里亚说:“不幸者最凶狠的刽子手是法律的捉摸不定”,鉴于诉讼诈骗在刑事司法中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任何以答复等非法律渊源形式进行的“修修补补”,均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诉讼诈骗发展,增设诉讼诈骗罪才是有效规制诉讼诈骗的“治本之策”。
   
   
    注释:[1] 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 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8 页。
    [3] 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载《检察日报》2003 年2 月10 日第3 版。
    [4]王克先、潘晓甫:《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或不实陈述的性质及对策》,载《检察实践》2002 年第6 期。
    [5] 李翔、黄京平:《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6 期。
    [6]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参考文献:[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王晨.诈骗犯罪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4] 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5] 刘远,景年红.诉讼欺诈罪立法构想[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2) .
    (字数:5883字)
   


发表时间:2009-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