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阅读的论文题目是:朦胧回望“刑辩律师的100个新期待”

本文作者:栾少湖、徐红亮

    ——写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200天之际
   
   
     2012年7月,青岛市律师协会委托德衡律师集团起草对《刑事诉讼法》新修订的律师观点。同年9月23日,距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100天之际,“刑辩律师的100个新期待”面世并向社会发布。法制网、搜狐网、中国律师网、《民主与法制》、《法制周末报》等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律师界乃至整个法律界热议。时至今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已200天有余,刑辩律师曾经的期待是否已转为现实?还是已化为泡影,或者仍然在被期待中?
     本文仅以德衡律师在200天刑事辩护实践中所遇所见与所思,与100个刑辩律师新期待对照比较,发现至少存在20个以上明确未被理睬更未实现的痴情期待。
     我们曾经期待:修正后《刑诉法》全部条文规定都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以任何借口非法干扰、干涉与破坏,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和统一。
    然而,我们看到以刘志军案为代表的若干典型与非典型案件正在破坏着法制的权威和尊严。
     二、我们曾经期待:“尊重和保障人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能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使每一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权并能够获得辩护。
     然而,我们看到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被侵害的现象屡屡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事实辩解、申请证人出庭等诉讼权利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保证。
     三、我们曾经期待: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务时,应当重相互制约,轻相互配合,讲究分工负责和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然而,我们看到随着反贪反渎工作重点向司法领域转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相互配合更加重于相互制约,人民法院从院长到法官均患“软骨病”,难以保持中立的审判地位,缺乏独立、依法作出公正裁判的勇气。
     四、我们曾经期待:人民检察院尽快依法将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行为纳入法律监督范围,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然而,侵害律师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设置律师会见的障碍、限制律师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甚至于不文明地将律师“拖”、“抬”、“扔”出法庭等。这不是律师之悲哀,而是刑事诉讼制度之殇。
     五、我们曾经期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完善听取律师意见的相关权利。律师在依法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和撤销案件、不起诉、终止审理或者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的书面意见时,办案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应当面听取律师意见并书面答复律师。
     然而,我们提出的意见往往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甚至于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亦不能引起办案机关的重视和答复,《刑事诉讼法》关于听取律师意见的规定形同虚设,无法落到实处。
     六、我们曾经期待:在刑事诉讼中,发生管辖权移转或者案件移送的,新受理的机关能于收到案件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及其近亲属。
     然而,我们发现几乎无新受理的司法机关能够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及共近亲属,致使律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把握案件进展情况,或者案件被新的机关受理后,律师无法及时行使辩护权,出现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真空地带”。
     七、我们曾经期待: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或者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首先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有权自行辩护和委托律师辩护,并向其提供由当地律师协会编印的辩护律师名录供其选聘。办案人员有义务及时将在押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要求转达当地律师协会或其近亲属、监护人。
     然而,我们很少发现办案人员将在押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要求进行转达,相反,很多时候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其首先提出多次要求聘请律师并会见均被办案机关以种种理由推辞或者予以拒绝。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办案机关剥夺或者变相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现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比率较低。
    八、我们曾经期待:看守所不再非法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和时间。
     然而,个别看守所仍然在众多讯问室、会见室中往往仅向律师开放一个会见室,导致律师排队会见,每组律师会见时间可想而知,甚至个别律师当天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别看守所无理缩短工作时间,律师会见时间大打折扣。
     九、我们曾经期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委托一名律师作为辩护人时,看守所允许一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然而,实践中良莠不齐,不少地方的看守所仍然要求两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禁止一名律师会见,这种情况侵害了律师合法的会见权。
     十、我们曾经期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办案机关安排专门接待律师的部门与人员,避免因办案人员以“外出”等借口导致律师无法提交会见申请。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前述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许可审批时间应控制在四十八小时内。
     然而,实践中上述三类犯罪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异常困难,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将贪污案件纳入“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范畴,而且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的标准随意解释、随意扩大化,致使侦查阶段该三类案件会见难的问题仍然突出。
     十一、我们曾经期待:证人出庭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律师可以承担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除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以外的其他实际损失,切实提高证人出庭率。
     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仍然低下,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的申请往往被人民法院在否定,理由为“无出庭之必要”,甚至于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人民法院是否允许证人出庭取决于检察机关是否同意,检察机关变相决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
     十二、我们曾经期待:律师对检察机关提供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的,审判机关应当通知鉴定人员出庭予以说明。
     然而,在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审判机关拒不同意律师提出的鉴定人出庭申请,且不说明任何理由。
     十三、我们曾经期待:律师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办案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予以回复。不同意变更的,应当说明理由。
     然而,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办案机关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形同虚设。即便律师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往往石沉大海,或仅轻描淡写说一句“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作为回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防止不必要的羁押”成为一纸空文。
     十四、我们曾经期待:侦查机关不得随意使用“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理由变相延长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羁押期限。
     然而,大多数的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扩大解释“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变相延长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这种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并不少见。
     十五、我们曾经期待:刑事司法办案机关提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在正常的进餐时间,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提供必要的饮食,并保障其饮水、如厕与吃药、就医权利。
     然而,实践中一些侦查机关在提审过程中仍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饿、烤、冻、晒、熬”加坐铁椅子等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供述,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审判工作错案、冤案多发的原因之一。
    十六、我们曾经期待:律师提出案件存在合理怀疑的,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对律师提出的合理怀疑应予以评述,详细阐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合理怀疑成立的具体理由和法律依据采纳。
     然而,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仍然不充分,往往一句概括“辩护人的意见经查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使得说理性根本不存在。判决书缺乏说理性是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七、我们曾经期待:律师提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举证责任不在律师。只要律师提供了初步的线索或者材料,侦查、预审、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应当依法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并予以纠正、补正或者向律师做出合理解释。
     然而,我们提出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问题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往往要求律师提供证据证明,而非提供初步的线索和材料,律师往往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使得关于律师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束之高阁。
     十八、我们曾经期待:案件报送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退回补充侦查时,刑事司法办案机关应在二十四小时内及时通知律师。必要时,应将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同时提供给辩护律师一份。
     然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很少有及时通知律师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报请逮捕等情形的,有的宁可只通知家属也不同时通知律师,使我们不得不在被办案机关“抹黑”、“贬低”的工作环境下忍辱负重行使辩护权。
     十九、我们曾经期待:律师当庭发表质证意见或者辩护意见时,不被审判人员或公诉人员以“时间过长”、“观点重复”等无故打断,充分尊重律师的辩护权与辩论权,使辩护律师有足够的时间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行使发言权。
     然而,实践中有些法院安排庭审过于集中,半天安排三个案件的庭审,使得律师无法充分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经常被法官打断,要求律师简要陈述观点,甚至于不让律师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意见,而仅要求律师提供书面的辩护意见,这种侵害律师权利的现象并不少见。
     二十、我们曾经期待: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对移送起诉的赃款、赃物及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应当依法一并作出处理。
     然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不对赃款、赃物及被查封、扣押的财物进行处理,使得被害人合法的民事权益无法保护保障,甚至仍然要再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回财产。
     二十一、我们曾经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时,设立专门程序,由合议庭审判人员当面听取律师意见。并保障律师申请调查取证、充分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真正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功能。
     然而,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几乎从未当面听取过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的意见只能通过特快专递邮寄和电话中寥寥数语有关信件收到否的联系。
     二十二、我们曾经期待: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被执行死刑人的近亲属和辩护律师。必要时,可以根据请求安排临终会见。
     然而,在对犯罪分子执行死刑时,人民法院仍然未通知其近亲属或者辩护律师,使得刑罚的执行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引发人们对刑罚执行方式的误解,甚至于在个别案件(如湖南曾成杰案件)中引发社会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争论。
   
   
    二0一三年八月


发表时间:201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