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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强、陈谊:影视著作权之权属认定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1-09-08

以下文章来源于德和衡商事争议解决 ,作者德和衡争议解决

德和衡商事争议解决.

商事争议解决干货、法律实操、知识分享

曾  强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联席合伙人


陈  谊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助理



一、影视著作权权属纠纷乱象及原因分析


一个完整的影视作品,是由许多其他不同的元素组合而成的,如剧本、台词、作曲、摄影等,与此同时,还有演员、配音演员、艺术指导、制片人、投资者、导演、监制人等众多创作人员及团队的参与,影视作品组成元素过多、参与方复杂,使得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情况混乱、难以理顺。在影视著作权纠纷中,解决案涉影视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是解决案件其他问题的首要前提。影视作品创作的复杂性,给著作权权属的认定带来许多的困扰。经笔者检索发现,在影视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中,近半数的案例,侵权方都会对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即是否对案涉影视作品享有著作权提出质疑,然而因影视作品制作复杂、参与方过多、流转链条复杂等特殊情况,导致很多时候会出现影视作品权属难以分辨的情况,因此一旦产生纠纷时,法院往往也难以查清影视作品的权属链条。同时,《著作权法》中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的认定标准过于模糊,以及影视作品通常还伴随著作品署名不规范、署名错误、署名与境外机构证明证书上的权利人不一致、合同约定不明确等问题,使得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更加难以分辨,严重时还会导致因著作权人无法证明其为案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而无法进一步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其自身的权利。例如(2010)甘民三终字第00008号案件中,原告因无法证明其拥有案涉三部影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导致其无法制止被告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并要求被告进行赔偿。本文中,笔者将针对影视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法院对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认定做了一个较简单的总结,望可以对各影视作品著作权人保护其自身权利时有所帮助。


二、如何认定影视著作权权属


(一)法定影视作品著作权人——制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为26号】(以下简称“原《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而影视作品的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的作者享有署名权及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的权利。同时,影视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2021年6月1日实施的新《著作权法》,为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将上述“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试听作品”,同时将“制片者”修改为“制作者”。笔者认为即使新《著作权法》将“制片者”修改为“制作者”,但无论新旧《著作权法》,都没有针对所谓的“制片者”或“制作者”进行更进一步的明确,著作权归属的具体标准依旧过于模糊。那么,上述规定中的“制片者”、“制作者”又应当如何定位或界定呢?根据《著作权法》及《电影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以及行业惯例,笔者认为,通常参与影视作品摄制、制作或参与投资、组织制作的都可以理解为影视作品的制作者。但是由于参与方过多,在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影视著作权人难以分辨的情况,下文笔者将对司法实践中影视著作权权属的认定标准进行总结分析。


(二)司法实践中对于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的认定标准


1、有合同约定的,依合同约定


对于电影投资合同或摄制合同中对于著作权属等相关事项,仍然实行“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的原则。在实践中,一部影视作品作品的诞生通常是由多方单位合作完成,此时,为了防止发生作品著作权混乱的情况,合作制作的单位通常会通过签订合同来约定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7号著作权纠纷中,电视连续剧《世纪人生》由恒通公司、上海电视台、海润公司、美新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摄制完成,联合摄制该电视剧的四方单位签订合同,约定案涉作品的著作权由四方共同享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作品由恒通公司、上海电视台、海润公司、美新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摄制完成,且签订合同约定案涉作品著作权由其四方共同享有,因此认定恒通公司、上海电视台、海润公司、美新文化艺术基金会为案涉作品的共同著作权人。


2、影视作品著作权人通常不会系自然人


我国影视作品的摄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国务院于2001年12月25日发布的《电影管理条例》中规定:“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影片的摄制、进口、发行、放映活动,不得进口、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片”,即想要从事电影片的摄制、进口、发行、放映活动等活动,需要经过相关单位的许可。但《电影管理条例》在其后面的规定中直接使用了“电影制片单位”这一名词,且对“电影制片单位”的成立条件作出了相关规定,却未对个人要进行影视作品的摄制需要满足何种条件作出任何规定,即若想要摄制、进口、发行、放映电影,需要先成立电影制片单位。《电影管理条例》第15条还规定:“电影制片单位对其摄制的影片依法享有著作权。原国家广电部颁布的《电视剧管理规定》规定,电视剧制作单位依法享有其制作的电视剧的著作权”。因此,在实践中,影视作品著作权人通常不会系自然人,而自然人想要拥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通常是通过由其控股的电影制片单位去摄制、制作影视作品,从而间接获得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


3、在各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在作品中明确署名的可以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制作者


《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可独立或联合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人署名为出品人。”尔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9号】(以下简称“《著作权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由此可见,若在影视作品中的片头或者片尾明确署名的,可以优先认定其为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


因此,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法院多从上述影视行业惯例及通常的署名方式出发,认定署名为出品单位的系案涉作品的著作权人。


(2012)珠中法知民初字第98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案涉电影《大灌篮》于片头处署名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台湾长宏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英皇电影(国际)有限公司为出品方,后英皇电影(国际)有限公司和台湾长宏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将电影《大灌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等版权永久独家授予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并授权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有权将此权利以其他方式转授给第三方。法院认为据此可以确认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始权利人的主体身份。(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万达公司系电视剧《宫锁连城》署名的出品方,法院认为,《著作权法》对制片者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影视行业惯例和通常的署名方式,一般将出品方认定为制片者,署名为出品方的单位可以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署名的推定效力。因此,法院认定万达公司为案涉电视剧《宫锁连城》的制作者,应当对侵害改编权、摄制权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当影视作品中既署名了制片单位,又署名了出品单位,且两单位并非为同一单位时,还需要结合影视著作权的相关证明文件进行综合考量。


4、影视著作权的相关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著作权权属的证明证据


(1)影视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影视作品著作权的证明证据


当影视著作权登记证书中列明的著作权人与影视作品中署名的著作权人一致的情况下,该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证据,与影视作品中的署名相互印证,共同证明在作品中署名的单位确实为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而当影视著作权登记证书中列明的著作权人与影视作品中署名的著作权人不一致时,也不应当仅凭两份证据不一致就否定在影视作品中署名的为著作权人,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考量,从作品上的署名是否出现错误署名、著作权人名称为缩写或者登记证书中的详细登记情况中是否有其他说明等问题出发,对该影视作品的真正著作权人进行判断。但当影视著作权登记证书中列明的著作权人与影视作品中署名的著作权人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证据参考时,法院通常还是会以登记证书为主要参考证据。(2014)穗中法知民终字第935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中,案涉音像制品上标注了“smg尚影业”,其与《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显示的“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不一致,但结合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中载明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双城生活》片尾联合出品中出现的“smg尚世影业”与“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实为同一家单位,可以认定出品单位“smg尚影业”实际上就是“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故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已构成严密的证据链,足以证实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为案涉电视剧《双城生活》的著作权人之一。(201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96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中,案涉作品在《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中记载的案涉作品权利状况与片尾记载不一致,案涉片尾中并未署名上海电视传媒公司为作品的著作权人,但《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中记载了案涉作品为百纳公司制作,而上海电视传媒公司为其合作单位,可证明上海电视传媒公司作为案涉作品的合作制作人系案涉作品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之一。


(2)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


经过笔者对涉及影视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的案例进行检索,发现在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认为经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并不能仅凭该证明档就立刻断定证明文件上列明的单位为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还应当根据其他证据一同分析、判断,如影视作品中的署名、制片合同中的约定等。当有其他更有证明力的证据中所列明的著作权权属与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件上列明的影视著作权权属不一致时,此时该证明文件的证据参考价值将会大大降低。(2020)京73民终2746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案涉作品《C+侦探》在片尾署名著作权人为“寰宇娱乐有限公司ALLRIGHTSRESERVED”,同时香港影业协会出具的《发行权证明书》,证明案涉作品《C+侦探》的著作权为寰宇娱乐有限公司。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对于电影作品,可以根据作品上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确定著作权人,未明确标明权属信息的,可以认定在片头或者片尾署名的出品单位为著作权人,无出品单位署名的,可以认定署名的摄制单位为著作权人,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经国家版权管理机关同意的境外机构对影视作品权属情况出具的证明文档,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因此,北京互联网法院在一审中根据本案案涉作品《C+侦探》的片尾署名以及香港影业协会出具的《发行权证明书》,认定案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寰宇娱乐有限公司,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也对此认定予以确认。(2021)京73民终281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根据案涉作品《中毒》署名以及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出具证明,Showbox/Mediaplex,Inc.系案涉电影中国内著作权人。即使优酷公司主张百度百科上载明的出品公司与乐视公司主张的出品公司不一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旧根据以上两份证据,认定案涉电影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为Showbox/Mediaplex,Inc.。


三、如何避免影视著作权权属争议


(一)对内:通过合同明确约定影视著作权归属


若一部影视作品是由多方制作单位联合摄制完成的,可以通过合作方的合作合同明确约定著作权归属,尽量避免所制作的影视作品出现权属不清晰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对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非法定侵权情形进行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约定,避免后期侵权或纠纷发生后出现责任不明确的问题。


(二)对外:在作品中进行明确的署名


为了避免纠纷,即使影视作品的制作者只有一方的,也应当准确地在影视作品中进行署名,明确作品权属;若影视作品是由多方制作单位联合摄制完成的,除了签订明确著作权归属的合同之外,在影视作品中的片头或片尾对合同中所约定的影视著作权人进行署名、进一步对外明确作品的权属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及时完成权属登记


在影视作品完成后,著作权人应当及时完成对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进一步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固化,结合上述两种方式,从多方面证明己方对影视作品享有著作权及相关的权利。


四、结语


《著作权法》规定了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制作者”,但却未对制作者进行明确规定,且在影视著作权纠纷中,法院对影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认定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量。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著作权人应当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权属进行全方面的保护、做足一切保护工作,尽量避免出现著作权权属模糊的情况,在发生著作权权属纠纷时,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对影视作品所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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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  强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

曾强律师曾供职于美的集团国际法务部。自执业以来,办理多起集体土地开发纠纷、确认合同无效及合同解除纠纷、执行与保全、股权对赌纠纷等商事案件,目前专注于土地开发、公司股权、重大疑难商事争议解决以及保全与执行等业务领域。


电话:13929118635

邮箱:zengqiang@deheng.com

陈  谊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陈谊从业以来,参与多起买卖合同及产品质量争议诉讼,参与研究、撰写多篇法律实务专业文章,在产品质量争议、破产重组、土地开发等业务领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目前专注于商事争议诉讼与仲裁、土地开发、保全与执行、争议解决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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