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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耕辰、邱献霖:浅谈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可适用性

发布日期:2020-04-21
刘耕辰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联席合伙人


邱献霖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摘要:自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实施以来,绿色原则便正式成为民法基本原则,但是绿色原则在我国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当中的适用似乎尚属空白。本文根据绿色原则在司法实践适用时的造法释法意义和价值宣示意义,结合知识产权相关民事案件的特征以及典型情形,分析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当中是否存在可适用性,以及适用方式的可能性。


 关键词:绿色原则 知识产权 民事诉讼 可适用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实施,其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即宣告着“绿色原则”正式被列为民法基本原则。绿色原则对于解决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民事活动的过程中,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调整着民事主体的行为,对民事行为进行评价。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体系中同时具有公法和司法的特征,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同样可以作为民法体系中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那么绿色原则必将适用于知识产权民事法律关系当中。


知识产权一般来说包含专利、商标、版权等权利,同时也可能包含《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中所调整的民事利益,其权利客体可以是权利人的技术方案、智力成果、艺术创作,以及承载着商誉的其他具有无形性的表现形式。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案件民事诉讼程序当中,同样可能涉及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等情形,而知识产权诉讼对于绿色原则似乎置之高阁,从绿色原则面世以来,此类案件仍为一片阙如。


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案例以及法理进行讨论,分析当下绿色原则的适用情况,尝试论述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领域[1]的适用可能,以防止知识产权民事行为在面对绿色原则时显得方枘圆凿,不知所措。





二、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

的概念及立法意义


(一)民法基本原则概念


在理解绿色原则之前,首先需要明白绿色原则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的重要地位,即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实际上,自1986年《民法通则》正式确立“民法基本原则”以来,“民法基本原则”几乎可以说是民法学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法学学界,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意义,已有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逻辑思维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阐明。其中,梁慧星教授从基本原则的功能出发,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是一切民事主体均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2]该解释直接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立法、释法、用法的内在纲领,同时也有学者从更为抽象的角度,将民法基本原则来源于自然法系中的“善”,应当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总体价值观念导向。[3]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同学者对于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解释,但无论从何角度进行理解,都是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调整民事法律关系时的指导性规范,一方面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贯彻在整部民事法律规范当中,另一方面,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其他民事法律的基本立法依据,对于民事立法活动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


民法基本原则本身也是一项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从法律的角度上理解存在极大的功能区别。法律规则所确定的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可以通过法律规则中载明的具体条文作为行为指导,或者通过将行为与法律规则相比较,由此预测法律对于该行为的评价;而法律原则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其内涵模糊、外延宽泛,也正因为如此,法律原则才可以有效地弥补规则的相对封闭性之缺陷,保证整个法律体系合目的性的底线。


(二)对绿色原则概念的理解


绿色原则作为2017年《民法总则》中为世人所称道的亮点之一,无疑是符合了当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公众的需要。且此次将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基本原则,与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这四项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一起服务于民事法律体系,可以看出绿色原则的产生实际上跳出了传统民法体系中“从人出发”的立法本意,而是超脱了民事关系的主体本身,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引入民法基本原则。有学者还将绿色原则解释为一种“接口性规范”,它在民法典的体系中设立了一个接口,从而构建起通往环境法的管道与桥梁。[4]


但需要注意的是,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做到“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的多数观点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理解绿色原则[5],与环境法相关联,但若仅仅将前述“资源”理解成为自然资源,那么将导致绿色原则的适用过于狭隘。除了自然资源之外,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能够使稀缺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发挥最大经济价值,同样也是民事活动中所追求的。如有学者将绿色原则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将其中的“资源”进行全面理解,即节约资源并非节约特定财产或资源,而是节约所有相关财产或资源,即社会成本最小化或社会财富最大化。[6]


(三)绿色原则与知识产权领域的联系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不同于一般动产及不动产等有形财产,其客体大多与智力成果相关。相较于其他领域,基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其形成或增值往往并不依附于自然环境或自然资源。在一般民事活动中,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极少,但也不能说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诞生与资源毫无相关,不排除个别情况下,将知识产权与环境保护在一案中讨论,如某技术专利的实施将造成大量环境污染,但是此类情况涉及民事纠纷较为少见,一般由公权力调整,必然也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规制。


若从全面理解的角度来解释绿色原则所提及的“节约资源”,无疑更能适用于知识产权案件。在形成智力成果的过程或者相关智力成果最终获得价值的过程都离不开社会成本的投入,如人才投入成本、注意力经济成本、社会倾斜资源成本等等,如能够帮助绿色原则中要求民事主体应当节约的“资源”摆脱狭义的自然资源概念,将绿色原则中的“绿色”不仅局限于自然环境的“绿色”,那么对于知识产权案件的适用可能性无疑将大幅提升。本文将以节约资源的全面理解含义作为前提,由此明确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所节约和保护的对象及范围。





三、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诉讼中

的援引及边界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正确适用绿色原则之前,还需要了解绿色原则的适用边界,即怎么样的民事行为算是对环境和资源的正常利用和消耗,而如何又能被定义为无端浪费。笔者通过检索绿色原则概念出现以来的司法判例,尝试通过司法实践中对于绿色原则的援引,由此判断民事诉讼中各法院较为惯常的适用边界。


(一)绿色原则的援引方式


与其他民法基本原则类似,民事诉讼中对于法律原则的援引基本上不可能是独立援引粗暴适用的。如前所述,法律原则不同于法律规则,无法对具体行为规范进行调整,那么就导致绿色原则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难以完全脱离法律规则予以实施。


经过整理归纳,可以看出各地法院已经开始了普遍研究,并将该原则与在司法实践中使用起来,进行大量的尝试和论证。部分案件援引绿色原则在民事判决当中,仅表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宣示意义和教育意义。[7]


似乎在没有绿色原则的加持之下,仅凭法院适用的其他法律法规,就足以对案件作出正确判决,绿色原则对于案件本身的法律适用而言,实际上并不能起到重要的解释或补充的作用。当然,笔者绝非否认该部分法院对该条款的援引使用存在错误或不当,毕竟宣示和教育恰是体现司法机关对于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价值取向和引导,但是笔者同样认为,绿色原则的应有之义亦绝不仅限于价值宣示。


(二)绿色原则的援引现状


除了民法基本原则的造法意义之外,绿色原则在一般民事诉讼司法实践当中作为本院认为部分的论理依据作为使用最为常见,自绿色原则问世以来,主要可以归纳其在以下三类案件中作为论据:合同履行案件、物权请求权案件、侵权损害案件。此类案件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仅检索到一例,且并不涉及保全、执行等其他诉讼程序,由于知识产权案件基本不涉及物权请求权,故对于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及侵权纠纷的适用可能性,后文将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的特征进行详述。


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尚属相对空白,但是笔者也并非认为绿色原则必须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有所填充,就像其他民法基本原则不需要成为判决书的常客一样,如果案件涉及环保和资源就援引绿色原则作为判案依据,那就未免有些滥竽充数之嫌,属于为了适用法律原则而强行援引法条。也正是因为绿色原则的边界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体现或是强制性要求,法院均是进行个案判断,给人感觉是在基础事实符合认定标准的情况下顺水推舟,同时也起到了价值引导和教育的作用。





四、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中

的可适用性探讨


(一)绿色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与合同纠纷相关的案件中,绿色原则通常可以被作为合同解除事由、合同解除阻却事由、不可抗力免责事由、合同继续履行请求权阻却事由等。在此类案件的论述中,并没有将绿色原则作为唯一的论理依据,部分案件甚至同时可以用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平原则等其他的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解释[8]


有一点是笔者可以预见的,绿色原则并没有出现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论据行列当中,也就是意味着,不能基于民事行为可能造成自然环境破坏后资源浪费,就以此为由宣告合同无效。当下的合同法定无效事由,以及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已经相对成熟,司法实践中也具有趋于统一的认识,因此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判断,绿色原则同样无法作为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能够与其他法律规定共同配合适用,但在面对合同效力时需要格外谨慎,立法者和司法机关需要在维持民事活动稳定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之间作取舍,显然绿色原则并无法对合同效力的进行强制性限制,但仍不排除绿色原则作为合同免责阻却、合同继续履行、合同解除等事由的论理依据进行补充论证,帮助此类案件最终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效果。


(二)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相关

合同纠纷的可适用性


在委托创作、专利实施许可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中,同样也可能涉及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或者资源浪费,举例说明,委托方委托设计人员创作的作品可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如对产品进行过度包装;或委托方委托开发人员研发的专利技术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发生此类案件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诚然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绿色原则不应该作为认定此类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或法定事由——这并不意味着绿色原则的缺位,由于细化的规定已经在出现类似问题之时就已经颁布出台,绿色原则可发挥补充兜底的作用。


如过度包装的问题,在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0条规定中就以载明,“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应当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优先选择无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于回收利用的方案。企业应当对产品进行合理包装,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对于涉嫌过度包装的合同效力问题,也有相应的强制性规定进行调整。[9]


对于专利技术的实施过程或技术目的涉嫌对环境和资源造成重大破坏的情形,在我国《专利法》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除此之外,“绿色专利制度”概念已出现,对绿色专利技术进行审核流程加速、创新激励、资金支持等一系列鼓励手段,同时在英美加日韩等国家,均有对绿色专利技术的支持,200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也提出了绿色专利的共用倡议。[10]


由此,当法律规定触及民事合同活动的行为时,其能够从源头限制合同履行,作为合同义务阻却、解除等事由的依据,由于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如在细化规定作出后难以通过现行法律规定调整和解释,则再考虑发挥绿色原则的补充兜底作用,对可能发生的超出时代经验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解释。





五、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的可适用性探讨


(一)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实践


在知识产权侵权类纠纷案件中,仅有一起判例引用了绿色原则,[11]但遗憾的是,绿色原则在本案中的援引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引用。


该案中,被控侵权商品制造者将回收瓶用于装载自身商品,而未将标识于瓶颈的显著位置的原商品商标进行处理,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但其引用绿色原则在案件认定部分,实际上与侵权本身的认定并无关联。法院在该案判决中,仅仅是因为涉嫌侵权的旧物回收行为与节约资源有关就提及绿色原则,该判决作出时间在2017年7月5日,即民法总则开始实施之前,可见法院对于该条款内容的引用更像是一种追随立法精神的宣示。


(二)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可适用性


欲探究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适用性,仍需要回归侵权责任的法理本质及定位,侵权责任法要保护与救济民事主体受到侵害的合法民事权益,需要权衡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维护的价值,对受害人的民事权益与加害人的行为自由予以平衡保护。[12]具体到绿色原则的适用范围当中,需要增加考量的因素就在于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的影响。


在知识产权案件的侵权责任纠纷中,能够与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的影响相关联的情形,可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侵权人事实侵权行为系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抗辩事由,从而引用绿色原则进行免责;二是在侵权行为人事实的侵权行为后,如果受害人主张停止侵权,将会导致环境及资源的破坏。


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的过程中做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同时在实施民事行为的过程中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倘若他人合法权益与绿色原则的要求相违背,民事主体应当如何取舍,也即自然环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孰轻孰重,是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虽然在国际司法判例中,也已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版权合理使用抗辩的先例[13],但笔者认为,在分析此类情形时,首先需要厘定绿色原则在案件当中的适用边界。就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完全站在个人本位绝对所有权观念下,所有人可以排斥干预而任意处分作为权利客体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私法自治、合同自由原则则会纵容民事主体从事环境不友好行为,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被认定为“必要生产成本”;但从硬币的另一面来说,并不是但凡对环境有所破坏就必将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更不是倡导保护自然环境优于一切,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环境资源的正常消耗,民事活动中的资源浪费应当容许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否则将导致侵权行为人假借“环保大使”之名,侵害他人权益后而摆脱法律追责,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倘若受害方在合法行使权利的过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或资源浪费,则应当交由《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由公权力介入,加强事前审查,同时发挥公益诉讼的制度优势,有序维护公共利益,而非利用绿色原则作为侵权行为人的反制手段。


(三)绿色原则对知识产权纠纷停止

侵权诉讼请求的影响


在目前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纠纷中,受害方往往都会主张请求加害方停止侵权、消除影响等诉讼请求,例如当侵权人已经生产复制了大量侵权书籍或光盘,权利人要求销毁侵权出版物;再如侵权人已经通过长期经营,使侵权商标获得了较大的知名度和商誉价值,权利人要求停止使用侵权商标等情形。


此类案件如果要求停止侵权行为的实施,已经消耗的自然环境资源以及社会资源成本将被浪费,此时引用绿色原则对停止侵权的处理方式进行适当变通,或许能够起到判决结果更加符合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利好效果。对于部分商誉价值而言,其价值增值本身就是依靠媒体、公众力量为代表的注意力经济,作为可再生资源,将承载商誉的载体斩草除根虽不会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但已经消耗的资源价值并非必需将其付之一炬。


如果当事人达成合意,且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尝试对于能够转移交付且不影响权利人权益的资源进行再次利用,如对侵权商标的权利进行让渡,同时由侵权方为在先侵权行为消除影响。


同样,资源被可以节约,但并不是所有使用价值都有保留的意义,笔者不认可采用经济代偿的方式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如允许侵权产品继续销售,虽然发挥了经济价值,但对市场环境的扰乱极大,同时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六、结  语


随着2019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颁布以来,知识产权“严、大、快、同”的保护大环境愈发适宜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的开展,尤其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对权利人倾向性保护的势头和对侵权行为人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可以预见,未来侵权行为的种类和对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方式亦会随之更新。


从当下的司法实践来看,似乎绿色原则对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功能尚未引入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当中,但笔者相信,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的保护将会是与司法活动同行的永恒话题,在未来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定将会有空白出现,等待着绿色原则填充“绿色”、诠释“效率”。


注释:

[1]本文仅讨论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相关民事诉讼案件中的适用情形,涉及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公权授权、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立法造法等领域的适用及影响不在本文展开讨论。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3]赵万一,《民法基本原则:民法总则中如何准确表达?》,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6期。

[4]陈镜先,《民法原则绿色原则的研究》,载《法治与社会》,2017年6月。

[5]陈海嵩,《〈民法总则〉“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的理解及适用———基于宪法的解释》,载《法学》2017年第10期。

[6]贺剑,《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载《中国法学》,2019年4月。

[7]参见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参见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辽0921民初286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2民终27号民事判决书。

[8]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5民终1483号民事判决书为例。法院在案件论述过程中援引绿色原则,同时适用了情势变更和公平原则,认为“本案合同的解除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乃情势变更所致,根据公平、绿色原则,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平等的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化解双方争议矛盾的关键。”

[9]如《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和《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等强制性规定。

[10]秦倩,《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载《长安大学学报》,2017年3月。

[11]参见(2017)苏06民终1684号民事判决书。

[12]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版。

[13]Derclaye (E.I.P.R). Of maps, crown copyright, research and the environment.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2008.


刘耕辰,集团高级联席合伙人,集团知识产权业务中心副总监,集团上海办公室知识产权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校外导师 。刘耕辰律师具有丰富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经验以及重大民商事案件诉讼经验,曾作为主办律师长期为优酷土豆集团、酷我音乐、UME影城、电视猫视频、浦发银行、英孚教育、乐雷光电、韩创集团、本部落礼品、百福润咨询、道拓医疗等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作为参与承办律师为奇虎360、高德地图、万合天宜、今日头条、麦丹影视等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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