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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霄然: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要件和转性问题

发布日期:2021-01-07

李霄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问题介绍

法律案件的分析与处理,一个重要甚至是首要的问题是确定案涉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将会指向不同的法律适用,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果。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合同,反映出特定的法律关系。认定某份合同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将会受专门的司法解释等规范的调整,反之则不应受该等规范的约束。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认定,在实务中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对某一个具体合同,无论其名称如何,实际上要根据其具体权利义务的内容,结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构成要件和特征,认定其性质。对于符合要件的,应按照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适用法律;对于不符合要件的,可能要根据一系列“转性”规则,对合同性质(基础法律关系性质)进行转化,并按照转化后的合同性质适用相应的法律。以下内容,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构成要件和转性问题,从实务应用角度加以分析。






实务分析

一、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要件与特征


(一)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要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第5号(以下简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  根据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定义,界定合作开发合同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件: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三共”要件与传统的联营合同不同。联营合同要求满足“四共”条件,多一个“共同经营”的要件要求。《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在定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时没有采用“共同经营”要件,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分工日益精细,房地产开发的合作各方并不一定都要参与到经营中,这与社会分工趋势相悖。因此,只要合作方中有一方具备开发资质,能够胜任开发工作即可,不必要求合作当事人都参与经营。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三共”要件准确理解才能正确界定合同性质是否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这在实务中具有重要意义。


1.理解共同投资需注意的问题


共同投资是指合作开发房地产双方或多方均参与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多样的,除了最为常见的一方提供土地、一方提供资金以外,还可以是以技术、劳务方式作为投资;可以是一方提供某一种投资要素,也可以是一方提供多种投资要素。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时,多数观点认为“合作既然是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完成的项目,双方理应共同出资。至于出资的方式如现金、技术、劳务等并不影响双方合作的性质。”[1]


2.理解共担风险需注意的问题


共担风险是定性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重要要件。“共担风险”的核心含义是合作各方有意愿承担合作开发中的风险,如果盈利则共享利润,如果损失则共担损失风险。


一方不“共担风险”在合同中往往表现为类似于“一方不承担风险,只享有固定回报”的约定。“共担风险”的风险类型是相对广泛的,可能是商业风险、也可能是不可抗力风险、可能被侵权造成的损失风险或者政策变化等带来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开发行为本就是商业合作行为,而商业行为天然具有商业风险,换言之,没有商业行为可以被称为是零风险的商业行为,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合作开发房地产行为作为商业行为,自然都具有风险,“共担风险”根本不需要界定,即便当事人约定“一方不承担风险,只享有固定回报”,但该约定也存在无法兑现的违约风险,据此会推断出所有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行为,无论是否约定排除一方的风险承担,最终都是“共担风险”的。但这样的推断是错误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范畴中的“共担风险”并非作上述理解,“共担风险”实际上并不包含违反合作开发合同的违约风险(主要适用于固定利益为现金等种类物的合同场景,如果固定利益体现为分配房屋等非种类物情形则不同,详见下段内容)。换言之,当事人约定“一方不承担风险,只享有固定回报”是假设合同约定能够得以履行,而非包含合同约定本身就出现违约的风险。例如:当事人约定“甲方只负责投资1亿元建设资金,乙方负责项目建设和销售,但无论项目是否顺利竣工和销售,甲方在签约后2年内必须获得1.3亿元现金回报,并由乙方负责到期支付甲方1.3亿元现金,除此以外的项目收益(如有),全部由乙方享有,项目发生亏损等任何风险,甲方不予承担。”  甲方在这个约定中清楚的表达了“一方不承担风险,只享有固定回报”的意思,这个约定属于一方不“共担风险”,已经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构成要件(具体转性问题在下面第三部分分析)。虽然,甲方承担了乙方违反合作开发合同的违约风险,但是该违约风险并不是“共担风险”要件中考虑的风险类型。


当分配固定利益体现为房屋等非种类物情形下,有时虽然当事人一方约定不承担风险、只分配固定面积或特定位置房产的,但当相对方无法按照约定提供固定房产的(违约风险),仍被视为当事人“共担风险”;有时则相反,会被认定为当事人一方不“共担风险”。具体而言,约定固定分配房屋利益,房屋能够顺利建成并分配本身存在风险,是否构成“共担风险”的关键在于要看房屋不能建成后,当事人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约定,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方仍应对固守“保底利益”的当事人承担价值固定只不过变换给付物种类的义务,那么合作风险实际上还是并未“共同承担”。[2]换言之,如果房屋不能建成,如合同并无约定由相对方承担变换给付种类物(如现金)的,则房屋不能建成这一违约风险则成为要求固定回报一方实际承担的风险,属于合作当事人“共担风险”。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概括为:当事人约定一方不承担开发风险,只分配固定现金等种类物的情形,该约定属于一方不“共担风险”,本质上是因为不担风险一方可以根据该约定要求相对方给付固定数额的种类物,其权利可以得到救济且权利主张来源于合作开发合同中约定的固定利益条款;当事人约定一方不承担开发风险,只分配固定房产等非种类物的情形,该约定一般情况不影响认定当事人“共担风险”,本质上是因为如果出现违约房屋没能如约分配,一方只能要求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要求相对方支付原约定的固定利益(房屋),其救济时的权利基础来源于违约责任保护,而非原合同约定的固定利益条款;但是,约定分配固定房产无法实现时以现金替代给付的,则视为可以按照固定利益主张权利,属于不“共担风险”。


3.理解共享利润需注意的问题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原则,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当事人在共担风险的同时,也相应的享有共享利润的权利。“利润”并非一个典型的法律概念,更多使用于经济学和财务会计学科,《企业会计准则——一般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利润一般按照营收减去成本、减去费用计算。《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共享利润”,笔者认为应当做广义理解。首先,合作开发既有合作各方成立项目公司的法人型开发,也有合作各方通过协议达成的契约式合作开发,在契约式合作开发情况下,项目开发的收益体现为合同履行利益,而不是以企业利润(营收-成本-费用)形式体现。其次,合作开发当事人经常约定开发完成后按照一定比例分配房产,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分配方式,实务中普遍认可该种分配方式符合“共享利润”要件,如果按照狭义的财务意义上的利润概念衡量,则该种方式不符合“共享利润”要件,导致不能按照合作开发合同定性,这并不符合实践情况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征


1.主体特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主体,至少有一方须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否则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无效。《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究其原因,合作开发也是房地产开发的一种方式,出于对公共安全、房屋质量的考虑,房地产开发施行资格管理、市场准入制度,因此要求合作开发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对此,可以详见《合作开发合同对主体的特殊要求以及违反要求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2.标的物特殊性。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标的物主要是土地要素。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土地,首先只能是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是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规定。其次,用于合作开发的土地只能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三,以国有建设用地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只能以出让方式获取的国有建设用地合作,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不能直接用于合作开发。有观点认为,鉴于我国当前存在一些划拨土地使用权人违反法律规定,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投资于他人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实际情况,为避免大量无效合同的出现和稳定社会秩序,建议对此违法行为给与补正期限,即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开发房地产,在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可以认定合作开发合同有效。[3]


二、对四种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要件的合同的转性规则


如前述,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当具备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三共要件。如果合作合同名义上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但合同实质权利义务内容缺少构成要件,尤其是缺少共担风险要件,应当如何定性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用四个条文规定了四种转性情形,对不符合合作开发合同要件的合同采取了转性处理。

    

(一)四种转性情形


1.转性认定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2.转性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


《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 第二十五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 


3.转性认定为借款合同


《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


4.转性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


《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


(二)合作开发合同转性后的几个实务问题


1.一方出地,一方出资,合作建设房屋后不对外销售或出租,用于自用目的,因此签署的合作合同是否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三共”要件来看,这种合作建房自用的方式,基本具备了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要件,貌似可以被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但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除了要件要求以外,其本身是房地产开发的一种方式,应当首先是房地产开发行为。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年11月修订)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因此,房地产开发行为具有经营属性。上述模式中,合作各方的建设目的是自用,并不符合房地产开发的特性。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此类合作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开发经营房地产行为,只能看作是一般的合建、联建房屋行为,合作方不需要具备经营资格。”[4]


2.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提供资金一方,不承担开发风险,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合同被转性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合同是否因尚未具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对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根据该规定,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合同认定无效,将来满足特定条件的才可以通过效力转化规定,转为有效。那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被转性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在合作合同订立时几乎不可能已经具备预售许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否意味着转性的合同都会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所以将预售许可证与买卖合同效力挂钩,主要是考虑到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面相不特定社会公众的销售行为,并且预售行为是房地产的杠杆开发行为,所售房屋尚未建成即对外销售,因此必须加强专门的管理和规范。但是,经合作开发转性而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是面相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销售房屋的行为,而是由合作中的特定投资方购买的行为,并不具备公众性。因此,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转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从立法目的看,将此类房屋买卖行为纳入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规范范围内,亦无必要,所以除非该房屋买卖合同有其他足以被认定无效的理由,否则不宜根据预售许可证的取得决定该合同的效力。[5]


3.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提供资金的一方,不承担开发风险,要求租赁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房屋的,合作开发合同将被转性认定为租赁合同。那么,经转性的租赁合同的租期应当如何认定?


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房屋使用期限的,有观点认为,应当按照不定期租赁对待;另有观点认为,按照不定期租赁对承租人有失公平,因为出租人可以预留合理时间提前通知即可实现解除合同,应当按照该宗土地的使用年限确定对房屋的使用期限。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第一种观点,即对没有约定期限的按照不定期租赁看待,对于已经约定租期或者房屋使用期限的,则按照法律关于租赁合同最长期限的规定掌握,即20年以内的期限予以保护,超出20年的期限约定无效。至此,必然会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投资人,投入大量的开发资金后,换来的权益却是不定期租赁合同或者期限为20年以内的租赁合同,这往往不符合投资方大量投入开发资金的初衷。因此,在承认前述合同期限的认定规则情况下,支持投资方要求退还多付租金的要求。投资方以合作投资方式,预先支付了未来多年的房屋使用费或者租金,因合同被认定为不定期租赁或者约定期限超出20年而不被法律认可的情况下,投资方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获得相应公平的对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通过房地产评估部门对同等地段通知通途房屋租金的评估标准确定每期资金量,乘以承租人实际承租期限确定是否存在富余资金,如果尚有余富,出租人在返还余富租金时应当支付该款项之利息。[6]当然,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补充协议商定租赁合同期限,或者在最长期限届满后商定续租期限的,则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


4.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提供土地的一方,不承担开发风险,只获取固定的资金收益,则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被转性认定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那么,该转让合同的受让方是谁?这是合同转性后首先面临的实际问题,涉及到权利、义务的归属。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具体模式可以分为契约型和法人型两种。在契约型合作模式下,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不设立新的项目公司,通过协议约定投资及收益分配等权利义务。合作开发合同被转性认定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一般情况下,投资一方将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投资方即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在法人型合作模式下,合作开发的当事人设立新的项目公司,提供土地的一方会将土地过户登记至新设的项目公司,此种情况下,转让合同的受让方是项目公司还是提供资金的一方?由于合作开发合同转性的理论基础是意思表示理论,对法律关系的认定要基于隐藏行为,外部的虚伪意思表示不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虽然当事人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到项目公司名下,但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投资方才是承担风险和获取土地的一方,提供土地的一方不承担风险,投资方应作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让方的确定,只能在形式上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进行,在该合同当事人内部去寻找答案,这是虚伪表示及隐藏行为内部效力应由之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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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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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0期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09)民申字第1760号

裁判日期:2010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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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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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实际约定一方提供土地但不承担开发风险,只享有固定收益,不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当根据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将合同转性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实践中,对具体合作开发项目的约定是否属于一方不承担开发风险,或者说不“共担风险”往往存在一定的迷惑性,并不容易作出判断。


本案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房地产约定中,涉及两个事实,对合同性质判断有一定的迷惑性。第一,合同约定奥康公司分得固定面积的房屋,而房屋是否可以顺利建成本身就是一种开发风险,这就需要进一步判断。如前文关于“共担风险”的阐述,约定固定分配房屋利益的,房屋能否顺利建成并分配本身存在风险,是否构成“共担风险”的关键在于要看房屋不能建成后,当事人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约定,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方仍应对固守“保底利益”的当事人承担价值固定只不过变换给付物种类的义务,那么合作风险实际上还是并未“共同承担”。如果房屋不能建成,合同也并无约定由相对方承担变换给付种类物(如现金)的,则房屋不能建成这一违约风险则成为要求固定回报一方实际承担的风险,属于合作当事人“共担风险”。本案中,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约定,奥康公司分配固定面积房屋并由碧波公司以总价1980万元包销,因此奥康公司在约定分配固定面积房屋的同时还约定了由碧波公司负责包销,这实际上是变换给付方式为现金给付,奥康公司实际上不承担开发风险,坚守了固定利益。第二,案涉开发项目是以奥康公司名义报批、报建、开发,奥康公司据此主张其实际承担合作开发风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约定,由碧波公司和夏昌均连带承担以奥康公司名义实施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责任和费用,给奥康公司造成的损失由碧波公司和夏昌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奥康公司在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过程中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并不承担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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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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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再审人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波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全、皮治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民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合同书》(以下简称联合开发合同)及《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商住小区包销协议》(以下简称包销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2.奥康公司在合作开发过程中,除投入土地使用权外,还承担提供批复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参与项目监督,审查签署项目对外文件等多项责任。截至2007年底双方解除合同为止,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的费用达4000余万元。3.奥康公司委托碧波公司包销其所应分得的18000平方米住房,与是否承担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风险事项无关。由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以奥康公司的名义进行,奥康公司对外仍然要依法承担项目的全部责任。


陈全、皮治勇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是正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约定奥康公司取得固定的“房屋包销款”1980万元,属于名为联建实为土地转让合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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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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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006年8月29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书及包销协议,核心内容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奥康公司以土地作为联合开发的投入,碧波公司负责投入该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奥康公司不参与此项目建设和营销的具体日常事务;此项目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由碧波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其他任何业务分离,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的其他任何债权和债务与本项目无关;奥康公司分得此项目房屋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住房,其余联合开发项目的资产全部归碧波公司所有;奥康公司将在联合开发合同中所分得的18000平方米住房进行作价,总价为1980万元委托碧波公司进行包销。2007年3月21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夏昌均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成立以奥康公司名义的项目部,该项目部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奥康公司雕刻“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和“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财务章”两枚印章,用于该项目的一切活动。该印章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掌管,盖有此章的所有文件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承担。该协议第四条还约定,碧波公司和夏昌均连带承担以奥康公司名义实施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责任和费用,给奥康公司造成的损失由碧波公司和夏昌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约定表明,奥康公司在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过程中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所分配的利益是18000平方米住房的包销款1980万元,不承担经营风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规定。奥康公司主张其为项目支付了4000余万元的费用,并提供了其向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等部分单据复印件。本院认为:由于整个项目是以奥康公司名义开发,对外支付工程款也应是以奥康公司名义,且奥康公司举示的大部分票据复印件的日期为2008、2009年,而本案解除协议签订于2007年12月28日,在本院审查程序中不足以证明奥康公司关于其在与碧波公司合作期间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的主张。奥康公司主张由于项目是以其名义进行开发,因此其对外要依法承担此项目的全部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项目部虽以奥康公司名义成立,但单独建账、独立核算,项目部经营活动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承担。即使奥康公司对外承担了项目经营活动的责任,其仍可以要求碧波公司和夏昌均对于奥康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不承担经营风险并无不当。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将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相关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


第二十四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第二十五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


第二十六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


第二十七条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60页。

[2] 最高人民法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37页。

[3] 参见韩彦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纠纷中的法律对策及其展望》,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期,第147页。

[4] 最高人民法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63页。

[5] 参见最高人民法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45-246页。

[6] 参见最高人民法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53-255页。

[7] 参见最高人民法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40-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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