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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洪涛、曹兴华:关于上海非法捕捞野生螺蛳案的三点反思

发布日期:2021-03-26
毛洪涛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


曹兴华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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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上海崇明和上海发布等微信公众号报道,上海崇明执法人员在一非法捕捞野生螺蛳的犯罪团伙捕捞、交易过程中,当场抓捕6名犯罪嫌疑人,缴获3500斤野生螺蛳。其实,捞个野生螺蛳在广大农村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什么时候就成了非法呢?


实际上,这样的案件也并不少见,根据笔者2021年3月20日对相关裁判文书的检索,2014年至今全国共有169起因非法捕捞野生螺蛳而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判刑的案件。2017年,最高法发布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排名第一的就是汤某等十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野生螺蛳)。依据当前法律法规和相关解释的规定,对涉案人员刑事拘留并进一步追诉乃至判刑似乎无可厚非。


但在反复观看了上海崇明区发布的关于这起案件的相关视频报道和文字报道之后,笔者认为:从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角度而言,对于相关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做法仍有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地方,以下简要就普法、执法和司法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对于一些冷门法律规定应当需要怎样的提前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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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崇明微信公众号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名农村妇女打扮的人说不知道这是违法,捕捞螺蛳是为了孩子的生活费和看病吃药,是生活所迫,现在知道是违法的,以后肯定不会做了。如果事实正如她所说,并不知道这样的行为违法。那么,涉案人员的这种违法行为的产生是否也有普法部门的一定责任呢?


通常对于一项法律法规的实施,首先就是要普法宣传,增强公众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和理解,从而达到让他们自觉遵纪守法的目的。


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是如此倡导的,例如国家层面的“九五”普法规划,微观层面的有2020年《民法典》通过后全国大范围的普法学习热潮。对于一些较为常见的法律,公众还可以通过媒体等间接获取相关知识,但是对于冷门立法,则应当主要依赖于执法部门的普法宣传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提出了普法责任制的具体要求。


那么,作为渔业执法部门的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是不是落实了普法责任呢?


对作为本案重要执法依据的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长江水域禁渔期的开始以及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2021年《关于上海市实施长江口和其他内陆水域禁渔的通告》所规定的禁渔期起始期限是否宣传到位?对于在禁渔期内严禁捕捞野生螺蛳等水产品有没有普法宣传到位?有没有让辖区民众都知道捕捞野生螺蛳可能会触犯刑法等后果?


捕捞野生螺蛳是否违法,不要说这些渔民,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国家干部、老师、甚至是大学教授,恐怕也没有几个能知道。


由此可见,如果上海崇明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提前将相关渔业法律规定等宣传到位,在2021年2月16日12时进入禁渔期到来前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普法宣传,例如组织人员下村居、到社区进行禁捕法规宣讲,让当地渔民知道在2月16日12时之后捕捞野生螺蛳等水产品会被判刑,就是借给他们多少个胆,也不见得敢去捕捞。


实际上,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2021年《关于上海市实施长江口和其他内陆水域禁渔的通告》中规定的内陆水域禁渔期并非一发布就生效的,而是在发布日(2月10日)之后6天才生效,给执法部门的普法宣传也预留了足够的事前普法宣传时间。特别是对于一些冷门的立法,这种事前普法应该比事后执法更为重要,先普法后执法的做法也会更得民心。立法的目的并非主要是为了惩罚,而是让公众认同法律而自觉践行。


二、执法部门是否有钓鱼执法之嫌,是否能够更加人性化执法?


在上海崇明微信公众号的报道中,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一名顾姓副中队长介绍说,“这个涉案者我们已经盯了两个星期了,当时发现有很多非法捕捞田螺的捕捞者总是在这里进出,所以我们找到这个点,通过多日的观察,最终联合崇明警方进行了检查打击。”


也就是说,崇明区执法部门对涉案者已经盯上了两个星期,发现了很多的非法捕捞者,但是一开始并没有执法,而是等到凑够了形式上的犯罪数额之后才“一抓了之”。执法部门的这种行为就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钓鱼执法”这个词。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捕捞螺蛳只需要一个铁篮子和一根绳,把铁篮子扔到河沟里再拉上来,这个过程很简单,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而上海崇明这个案例中,涉案的渔民们每天早上出去,在各个水域进行流转,使用市面上普通的工具进行捕捞,傍晚的时候收网回家,整个捕捞过程非常简单和普通,并没有采取躲躲藏藏或者其他隐秘方式。对于非常普通的捕捞螺蛳行为,执法部门为什么还要一直盯上两个多星期呢?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发现了非法捕捞者又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是去及时制止而是“多日观察”呢?难道是专门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等到螺蛳达到500公斤以上再来执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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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虽然在该案中涉案人员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行为被法律所禁止,但是执法部门是非常清楚涉案人员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内陆禁渔期的规定,完全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前刚发现涉案人员时出面制止,并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在违法行为刚刚产生的时候即出面制止的做法,不仅使得野生螺蛳被捕捞的更少,对内陆水域的生态食物链破坏力度也更弱,对也能够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节约国家刑事司法资源,对不知违法的涉案人员而言也更为人性化,也更符合国家设置禁渔期保护生态资源的初衷。


三、司法是否应当针对具体案件考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法340条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即“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除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以外的其他水产品资源,这些水产品资源不仅包括水生野生动物,还包括海藻类、淡水食用水生植物类等水产品(但是人工养殖的除外)。螺蛳是江河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净化水质、促进水藻生长、为鱼类提供食物、维持江河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


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禁渔区”是指对某些重要鱼、虾、贝类产卵场、越冬场,幼体索饵场、洄游通道及生长繁殖场所等,划定禁止全部作业或者限制作业的一定区域。“禁渔期”是指对某些鱼类幼苗出现的不同盛期,规定禁止作业或者限制作业的一定期限。“禁用的工具”是指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即超过国家按照不同的捕捞对象所分别规定的最小网眼尺寸的网具和其他禁止使用的渔具,最小网眼尺寸就是容许捕捞各种鱼、虾类所使用的渔具网眼的最低限制,有利于释放未成熟的鱼、虾的幼体。“禁用的方法”是指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也就是严重损害水产资源正常繁殖和生长的方法,如炸鱼、毒鱼、电鱼、使用鱼鹰等。目前常见的捕捞螺蛳的禁用工具、方法有吸螺机、底拖网、耥网等。


禁渔期内在禁渔区非法捕捞螺蛳的入罪标准,主要有《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和《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公通字〔2020〕17号)的规定。根据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六十三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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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五千元以上;


2.在内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上的;


3.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禁用的方法捕捞的;


4.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禁用的方法捕捞的。


对于长江流域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根据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公通字〔2020〕17号)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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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一万元以上的;


2.非法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一千元以上的;


3.在禁捕区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捕捞的;


4.在禁捕区域使用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工具捕捞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上述上海崇明的案件中,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和《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以及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2021年2月10日《关于上海市实施长江口和其他内陆水域禁渔的通告》黄浦江和其他内陆水域2021年2月16日12时至5月16日12时为禁渔期的规定,该案件中相关人员在立法明确的禁渔期内一共捕捞野生螺蛳3500斤,超过了500公斤的最低追诉标准。


从形式上看,对本案中的涉案人员进行刑事追诉似乎无可厚非,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法定要件。但我们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时,不仅看其客观行为,还应当考量其主观认知,达到主客观一致。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考量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主观故意时要综合进行判断,即应当依据其生活背景、职业经历、捕捞方法、捕捞工具、渔获物去向、获利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有无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情况等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


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行为对相关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禁用方法等不知情,行为人也能够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则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本案中,虽然捕捞螺蛳数量超过了入罪标准,但涉案人员如果确实因为生活所迫,并不知道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已经公布了新的禁渔期,并且涉案人员并没有使用禁用的捕捞工具,而是使用市面上普通工具进行捕捞,涉案螺蛳估值金额也仅有7000元不到,将相关涉案人员认定为犯罪行为显然过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即可,否则似乎有违社会公众对个案“情节严重”的一般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中一再强调“办案效果”,而最好的办案效果应该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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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洪涛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

毛洪涛,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执行副总裁,北京德和衡重大疑难争议解决团队负责人。执业二十余年,专注刑事及重大疑难争议解决业务。2011 年荣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全国优秀律师”荣誉 称号,2015 年被评为 ALB“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承办的案件中,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无罪的五起,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十七起,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十一起。在代理案件的 同时,积极参与法律法规制定工作、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荣膺奖项及业界认可颇多,《法制日报》、《中国律 师》、《法人》、《大众日报》等知名期刊或报纸多次对毛洪涛律师的事迹和执业经历进行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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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兴华,法学博士,北京德和衡重大疑难争议解决团队成员,北京某大学法律系教师、法学博士生导师(兼),主要从事刑事诉讼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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