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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栋:《民法典》实施及相关司法解释新修订背景下的违约金酌减规则的适用

发布日期:2021-03-29
赵宝栋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高级联席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了违约金酌减规则,该规定调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表述方式。《民法典》对违约金酌减规则表述方式的调整,汇集了司法实践判例经验以及《合同法》特定领域司法解释的内容,更能够发挥违约金酌减规则衡平个案公平正义的作用。


关键词:《民法典》  损失  违约金酌减规则


一、《民法典》关于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规定及其表述方式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现已失效,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该条是《合同法》对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规定。


新生效的《民法典》的规定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约定大致相同,但在表述有所差异。《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调减以及调减多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根据当事人申请及实际情况综合衡量。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或者调减。《合同法》的规定,更多的是展现了当事人的权利。在违约金低于由此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可以通过当事人举证的方式予以解决,实践中争议没那么大,本文也不过多分析和阐述。但是,认定违约金过高,实践中更多依赖于法官结合案件发挥自由心证。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表述,个案法官的个案平衡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容易引发当事人对调减幅度的质疑。《民法典》实施之后,将表述方式进行了转换,能够更大发挥法院司法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便于法院根据个案灵活调整违约金金额。


当然,《民法典》仅是对违约金酌减规则表述方式进行了调整,至于调整的基本原则,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内容大体一致。虽然缺乏有效的合同纠纷统一认定标准,但结合司法判例经验以及《民法典》实施后新修订的司法解释内容,基本可以梳理出一条违约金调减限度的脉络。


二、新司法解释与《民法典》实施前的违约金酌减规则基本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第二十条:“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沿袭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已失效)的规定。与修订前一样,其不足之处就在于,该司法解释实际上仍旧是《民法典》五百八十五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违约金酌减的规则的重述,并没有因此而使得酌减规则的标准更加明晰。


实际上,买卖合同领域涉及两类违约金调减问题。其一,如果逾期付款,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如何认定过高。换言之,未按时支付款项带来的债权人损失如何认定以及过高标准是多少。其二,非付款义务的违反,违约损失的计算及过高标准问题。如涉及后者,可以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损失为基准,再确定调减比例。但对于前者,且不论调减比例,证明其损失的金额或计算方式都存在一定的难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2020〕25号,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问题相同,其也是重述了修订前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则,但是,并没有就违约金酌减规则具体可操作性上予以明确的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法释〔2020〕17号,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比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和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较为明确,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违约金不得超过损失的30%。但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的调整标准。


比之前几个特殊领域司法解释,民间借贷领域相对简单,其原则上仅涉及逾期还款的违约金过高标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民间借贷违约金最高标准是有限定的,即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那么,是否能够认定所有合同纠纷领域,非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调整,以不超过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30%为上限为准,而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标准?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现有有效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已失效)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废止,新司法解释尚未出台。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法发〔2009〕40号)并不在废止之列,仍旧具有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法发〔2009〕40号)第6条明确,“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7、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与修订前司法解释关于违约金酌减规则的有关适用,是一脉相乘的,有望在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出台时,就违约金酌减规则维持原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不超过损失百分之三十的上限规定。系统解读各司法解释的规定,基本可以援引如下两个标准:其一,非涉及逾期付款时,违约金过高仍可以参照不超过损失的30%的作为基准;其二,涉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律保护的最高民间借贷收益也具有限定意义。但是,违约金过高标准的认定,前述两个标准仅具有参考意义,其最终认定还是一事一议。


三、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司法判例对违约金酌减规则的具体适用


实际发生的借贷成本可以作为违约金酌减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68号案件中,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日千分之三,万龙公司在诉讼中主动调减,主张按照日千分之一计算。一审过程中,万龙公司提交的融资成本的年利率分别为15%、18%、20%。一审法院在计算时,按照融资成本的加权平均值予以参考。综合平衡双方利益,酌定按照年利率20%进行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为:“按照民间借贷行业惯例,案涉借款约定的15%-20%的年利率,并未明显偏离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民间借贷市场正常利率水平和法律规定的上限。根据行业惯例,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比银行同期贷款要高。至于上限,则立法一致都有明确规定,之前是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现在是不超过年利率24%。具体到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年利率20%,并未超过行业一般利率和法定利率上限。在融城公司未提出充分证据反驳该利率标准明显高于生产经营性民间借贷一般利率标准的情形下,综合考虑双方各自违约行为性质、过错程度、房地产行业平均收益率、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借款凭证的真实姓、关联性等诸多因素,一审法院从平衡双方利益出发,参考15%-20%的利率标准,酌定年利率20%计算,并无不当。”


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仍存在调减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件中,双方约定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进行计算,但是,在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并未提出违约金过高并要求减低的抗辩。故而,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日万分之五标准的违约金并无不当。本案来看,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并未因其比例符合法律保护的借贷利率而得到支持,实际上,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就说明了该标准依然存在过高的可能,但是其比照不能是法律保护某一固定利率,而是基于违约造成的损失。


违约损失无法确定需发回重审查明。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937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违约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未查明的实际损失的指令再审。作为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调整基准,如果违约造成的损失无法予以确定,则属于事实不清,无法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进行调整。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来看,是可以基于此发回重审的。


以上最高法院案例,均是在《民法典》及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作出,但是,从其认定来看,仍旧是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调整,如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则在法律所保护的民间借贷最高利率基础上,结合个案实际情况,予以调减的。司法判例,遵从了修订前司法解释的处理思路和原则。


由此可知,《民法典》对违约金酌减规则表述方式的调整,正是结合了以往司法实践、司法解释对经验总借的基础上,对违约金酌减规则适用上的一种综合考量。既要尊重违约金约定以及由此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又要参照合法借贷收益,同时,需要根据个案情况,结合实际,从而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这正是《民法典》调整违约金酌减规则表述方式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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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宝栋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

赵宝栋,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高级联席合伙人。201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法律硕士学位(国际经济法方向),2019年毕业于美国天普大学,获得美国法硕士学位(LL.M)。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深圳律师协会海商委委员、民革深圳市委会社法委委员。赵律师主要业务方向为公司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投融资业务、民商事争议解决(含涉外诉讼及仲裁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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